前言
雪峰皑皑，群山巍峨，河川蜿蜒，平原辽阔，大自然的恩赐，让中华民族拥有无与伦比的大好河山。在这片沃土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明。
考古发现的20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经证实，华夏的先民在这片沃土上早已展现出自己的风姿，虽如星星之火，却是划破文明长夜的璀璨光芒。仰韶、龙山、红山、良渚……向人们揭示着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的辉煌，玉器、陶器、石器等在先民的手中散发出宗教之光、科技之光、艺术之光，奠定了华夏文明蓬勃发展的始基。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尧禅舜让，禹封启继，划时代的变革将神话和现实悄然撕裂，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此拉开帷幕。二里头展露了夏王朝的冰山一角，殷墟揭开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片片甲骨记载着一个王朝的历史，尊尊鼎彝昭示着一个王朝的变迁。武王伐纣，封建以为藩篱；周公制礼，教化以为根本。平王东迁，五霸的更迭成为时代标志。三家分晋，七雄的霸业在铁血中诞生。这是一个战乱仍频的时代，这更是一个中华文明喷薄而出的时代。
六王毕，四海一，书同文，车同轨，这是秦皇的丰功伟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扫匈奴，西开新域，这是汉帝的奇勋大业。三国鼎峙，南北分割，说不尽的文韬武略，看不厌的魏晋风流。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隋虽短暂，却开启了唐的辉煌，天可汗的威名传扬四海，丝路上胡商来往络绎不绝，典籍中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统一是如此的短暂，战乱旋即接踵而来。五代十国结束了盛唐的辉煌，宋、辽、西夏、金在对峙中变迁，大漠草原孕育出别样的英雄，长江黄河依旧映照着诗意的月光。蒙古的铁骑踏破了欧亚分疆，大明的衣冠讲述着帝国兴衰。康乾盛世如昙花一现，近代的屈辱让中华民族浴血重生。
从夏商周时代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文明史。五千年的风雨历程，让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永不能忘的历史，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看得见的中国史》的根本出发点。
《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共14册，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清朝灭亡。着眼于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化和文明结晶，以独特的视角全面深入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紧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与“魂”。
通俗流畅的文字叙述，让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个瞬间清晰可见。《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从编辑体例角度来说，摆脱了市面上历史读物单纯讲故事的单调体例，而是以基本史实为基点，将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分门别类地予以展示。同时以附录的形式，将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考古发现和思想文化等内容着重予以介绍。全书内容有教科书式的严谨，却没有教科书式的死板生硬，将深厚的理论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讲述出来是该系列丛书的一大特色。
历史遗留的工具、器具、用品、用具、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古代工程和城池等图片素材，则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够被真实地复原与再现。书中这些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内各大博物馆以及英国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日本东京美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精品图片，与文字内容完美结合，向读者多维展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协和、穷极造化”的无穷创造力和智慧结晶。书中所涉及的图片均尽量予以详细说明，使之和正文内容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书中插图尽量避免生搬硬套，让图片真正起到使得历史真正能够“看得见”的作用，这是该系列丛书的另一显著特色。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部真正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历史通俗读物！
第一章
动荡纷争四百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由割据产生分裂，数十个政权辗转更替，历史过程一波三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变幻莫测的战争形势、机敏多变的用兵策略等，都在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社会等级结构空前加强，士族门阀制度达到极盛，形成了士庶等级分明的特有生活方式。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大高潮。
1.三国鼎立竞风华
黄巾大起义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它不仅是备受煎熬的民众愤怒情绪的一次大释放，也揭开了割据政权的大混战。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宦官与权臣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公开化，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虽然通过武力在京城拥兵自重，却引来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
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奠定了其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赤壁之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刘虽联合对付曹操，但二者也是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滑进了英雄人物竞风华的三国时代。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后，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与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时任司隶校尉的袁绍联手，并联络凉州军阀董卓，欲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所察觉。此后，先是宦官段珪等率先下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余人又被袁绍所杀。这场激烈的争夺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却率3000精兵开进了洛阳，他吞并何进旧部，实力很快壮大，开始拥兵擅政。
九月，董卓先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是为献帝，董卓自任太尉兼前将军。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掳掠财物，奸淫妇女，以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官僚也感觉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190）初，关东州郡共推袁绍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关东联军势盛，便挟持献帝退往长安，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终于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旧部进行了大规模报复，但其余党很快又被其他割据势力所消灭。
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实力集团纷纷借机扩大自己势力，因而此次讨伐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为盟主，但此前他只辖有渤海一郡，他便利用自己的盟主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扩充势力，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青州等，很快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忠于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西）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将据有南阳的袁术逐至淮北，两次进攻徐州，并一度将据有兖州的吕布逐至徐州。兴平二年（195）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此地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割据群雄的势力基础。
∷挟天子以令诸侯
袁绍、曹操两大势力的迅速崛起，使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逐渐由多级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并四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比曹操强盛，但是曹操却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196）七月，曹操抵达残破不堪的洛阳，谋臣荀彧向他提出了三条重要建议：“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遂采纳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以汉献帝名义下诏责备袁绍“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随后又下诏给吕布，称赞其平定董卓之乱的功绩，令其与曹操共辅朝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各地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奠定了基础。
一山不容二虎，袁绍与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兵刃相向。建安四年（199）六月，袁绍选精兵十万，开始南进，曹操也驻兵官渡，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为大本营，曹操也进一步加紧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相持一年多，最后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辉煌的一页。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于建安七年（202）因兵败忧郁而死，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
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社会秩序，加快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振军备武装，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三国鼎立分天下
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割据政权的战争也势在必发了。
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最大的对手袁绍，但南方还有几支强大的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刘备等。
建安十二年（207）七月，在经过一段时间休整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此时病死，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嗣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下投降了曹操，其他部众则多数追随了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同前来荆州探察局势的孙权部下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
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停止南下，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于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因长居于北方而不习水战，并且军队中瘟疫流行，因而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仅占有地理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而指挥得当，因而孙刘联军最终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
曹操虽然败北，但是他也占据了军事重镇樊城，并非一无所获；孙权因占有了荆州东部等地而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刘备则获益尤多，因为此战也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其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赤壁一战，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也逐渐呈现出了各有千秋的画面。
picture
陶船·东汉
这件陶船船首有碇，用于船只的停泊。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它不同于近代的舵，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但比梢短，比一般河船的舵则长些。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之例。陶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真船可长达14米?15米，载量约有“五百斛以上”。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6组矛和盾，说明这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的模型。
∷曹操开创魏国霸业
赤壁之败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他深知此时尚难以战胜强大起来的刘备与颇有实力的孙权集团，于是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对他若即若离、拥兵自重的关中张鲁集团，于建安十六年（211）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
追随了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同前来荆州探察局势的孙权部下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
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停止南下，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于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因长居于北方而不习水战，并且军队中瘟疫流行，因而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仅占有地理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而指挥得当，因而孙刘联军最终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
曹操虽然败北，但是他也占据了军事重镇樊城，并非一无所获；孙权因占有了荆州东部等地而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刘备则获益尤多，因为此战也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其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赤壁一战，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也逐渐呈现出了各有千秋的画面。
∷曹操开创魏国霸业
赤壁之败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他深知此时尚难以战胜强大起来的刘备与颇有实力的孙权集团，于是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对他若即若离、拥兵自重的关中张鲁集团，于建安十六年（211）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十八年（213）再次南下攻打孙权，无奈没有收获。
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死在洛阳，同年十月，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而登基称帝，建立了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从而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了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
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汉政权，并开创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与曹操的雄才大略有很大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因而团结了一大批俊杰，这些人才不仅对他在北方的崛起和建立霸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其后魏国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对魏晋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曹操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北方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饱尝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使魏国能在三国中占有相对优势。
∷刘备建蜀汉
刘备是赤壁之战的大赢家。曹操败走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市）、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治今湖南郴县）、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四郡，并在不久之后自领荆州牧，从此站住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式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示友好，但同时也阻挡刘备势力的东进；北方的关中和汉中地区也是曹操夺取的重要目标，因此刘备集团把目标瞄准了西南益州。
益州包括今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也是诸葛亮向刘备提议的可图长久之计的地方。益州本是刘焉的根据地，刘焉死后由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了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于建安十九年（214）六月使刘璋投降自己，夺取了益州地区，并迅速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本为益州一郡的汉中，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地区。但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全据益州，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不过从长远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门户，对整个益州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据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之后，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统为由劝请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也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221）四月正式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第二年便开始东征，意欲攻打孙
权，但是由于指挥不当而遭受重大损失。刘备也因忧愤一病不起，终于在蜀汉章武三年（223）四月病死于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临终前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
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是为后主。刘禅庸碌无为，不谙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均由诸葛亮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关系，因此他立即派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与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西南，但国小民弱，处境艰难。为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以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手解决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七纵七擒降服孟获之举传为历史佳话。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汉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孙权江东立国
孙权18岁时其兄孙策被人刺杀，孙策临终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地图谋发展。赤壁之战时孙权只有26岁，但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争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向西拓展，使孙权立基江东而西望楚荆，江南大部分便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
赤壁之战虽然使交战三方各有所得，但在战后，又围绕荆州的控制权而开展了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还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但此时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
孙权在与刘备争夺荆州时，称藩于曹魏，因此曹魏曾于黄初二年（221）封他为吴王。第二年，孙权大败刘备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便也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施行了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等重大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人以及荆州的蛮族、交州的夷人等，不仅使他们归降于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大规模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到达夷洲，即今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魏晋禅代与西晋的短期统一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多变的动荡时代。经过从黄巾大起义到孙吴建国的近半个世纪的频繁征战之后，魏、蜀、吴三国各自建立政权，三国间相互的制衡和牵制也换来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三国各自为巩固政权，增强实力，先后都在本国内实施了一些发展生产、稳固边疆的措施，在动荡的年代里给凋敝的社会生产提供了发展的宝贵的机会，也让饱尝动乱之苦的人民得到了些许安慰。
但是继曹操、刘备、孙权以及曾经辅佐他们的那些贤士名将相继谢世之后，迅速转入动乱的社会，清晰地证明了他们的后继者是多么的庸碌无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国的稳定随着开创者们的离世而相继结束了，历史再次转回到了纷争和动乱之中。
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开创了魏国霸业，不仅为曹魏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对此后三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生前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也不负其后继者给他太祖武皇帝的尊称。
但是魏国建立不久，政权就开始腐败了。曹魏政权的第一位皇帝曹丕，虽然在镇抚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铲除部分地方豪强大族以及打开西域交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廷内也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皇权的措施，但是他在用人方面却与其父曹操大相径庭。虽然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制度化，但同时，陈群、司马懿、曹真等不为曹操所重视的世家大族却成了曹丕政权的左右手，这种用人上的大变化对曹魏政权尔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黄初七年（226）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重，立其子曹叡为皇太子，并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等4人为辅政大臣，这些人的势力从此不可一世。不久之后，曹丕死，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此时，东吴孙权趁曹魏政权交接之机举兵进攻襄阳；次年，蜀汉也开始了北伐活动。此时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危难之际，司马懿受到重用，战事几乎都由他来主持，而司马懿也借自己的军权和取得的胜利而提高了政治地位。此时的曹魏社会，不仅玄学之风渐盛，朝野清谈盛行，而且风气也渐趋奢靡腐化。景初三年（239）魏明帝病死，立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为帝，以武卫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
此时司马懿已经功勋卓著、权倾朝野，而曹爽则年轻气盛、权重势弱。曹爽好玄学，笼络和接纳了朝野间正在兴起的清谈浮华之士，与司马懿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政变，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事件。此后，司马懿与司马师、
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强一日，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说。而此时，司马氏的篡位也指日可待了。
∷蜀汉与孙吴的相继倾倒
刘备死后，由诸葛亮辅佐无能的刘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在平定了南中之后，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7）春上书刘禅，要求“北定中原”“兴复汉室”，随即进军关中。诸葛亮指挥大军先后进行过6次路线不一的进攻，与曹魏司马懿指挥的军队有多次交锋，互有胜负。在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在渭河两岸对峙，司马懿采取拖延战术，双方还未交战而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也人心涣散，反而陷入了内讧，这次进攻最终无功而返。
诸葛亮死后，蒋琬和费祎先后执掌蜀汉大权，二人采取保守防御政策，使蜀汉维持了短暂的安定。费祎之后姜维执掌了军事大权。姜维力主奉行诸葛亮的军事进攻政策，先后对曹魏陇西一带发动多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些进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却使蜀国元气大耗。而此时的蜀汉国内也因宦官专政、豪强兼并而朝政腐败，日渐虚弱了。蜀汉炎兴元年（263），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则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奋力抵抗，但还是节节败退，当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政局也非常混乱。孙权建国之时，多依靠江东大族，因此难免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坐大分权。孙权晚年，朝廷内部又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并分为了两个派别，以诸葛恪为首的一派支持太子孙和，而将军步骘、大司马全琮等则拥护鲁王孙霸。史称当时“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这无疑给孙吴政权尔后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孙权最终采取不偏不倚、另择新主的方式，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孙亮，结束了皇权之争，但是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诸葛恪为诸葛亮之侄，他主张孙吴积极进取，不能坐以待毙，并对魏军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的做法引起了江东豪族的不满，于是宗室将军孙峻联合皇帝孙亮谋杀了诸葛恪。此后，孙峻兄弟又与皇权发生了冲突，上演了一系列的宫廷斗争。而在孙吴政权内部进行着复杂交错的权利之争的时候，社会经济则日渐凋敝、军队也逐渐废弛，更重要的是司马氏掌控的魏军已经消灭了蜀汉政权，正觊觎着孙吴政权。永安七年（264），孙亮的后继者孙休死，庸庸无为而残暴专横的孙皓继位，此后国内形势更加严峻，大臣将相各图自保，虽然司马氏忙于代魏立晋而没有立即进攻，但孙吴已经难逃灭亡的命运。
∷西晋的短期统一
司马昭灭蜀之后的第二年，便因“卓著”的功勋而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死了，但是自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了曹魏政权。而在孙吴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政权便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易代了。司马昭死后，其长子司马炎继
承了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265）十二月用“禅让”的办法登上了皇帝位，并将魏帝曹奂封作晋陈留王，改元泰始，历史由此转入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方式取代了东汉，而最终又“禅让”于司马氏，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先后确立三省制度、实施宗室封国，并设立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晋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必须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因此大封同姓诸侯宗室，封国分为王、侯两级，并仿照西周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诸王同时担任一方都督，掌控地方军政大权，所以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此后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
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西南地区已经处于西晋统治之下，但是东南的孙吴政权还没有正式归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有禅代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因此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了对孙吴的进攻。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孙吴，采纳征南将军羊祜的建议，对孙吴开展全面进攻，并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也组织了全力抵抗，但已无法力挽狂澜，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于次年三月就逼到了吴都建业（今南京）附近。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了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扬、荆、交、广四州，共43郡300多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流星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
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
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统一、安定、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290），晋武帝死时，诸子尚幼，继位的惠帝司马衷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因此权臣外戚开始争权夺利。以惠帝外祖父杨骏为一派，惠帝皇后贾氏为另一派，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毒辣。武帝死后，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着朝政。贾后则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军事政变，消灭杨氏势力夺取了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玮，独揽朝政，开始专权。
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太子司马遹却聪明英武。司马遹非贾后所生，因而贾后深为畏忌，于永康元年（300）三月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四月，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后党，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则引起了其他割据一方的宗王的不满，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等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自此开始的16年间，西晋政权犹如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拿不了多久，在诸宗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直至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将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东海王立皇太弟司马炽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也就此结束。
贾后专权和八王之乱对西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流民起义也此起彼伏，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
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和羯人石勒以反对民族和阶级压迫而起兵，在八王之乱中得以进一步壮大。他们不断出兵南下，并多次直逼洛阳，对西晋统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到永嘉四年（310），石勒已经攻占了洛阳周边地区，刘聪也对洛阳发动了数次进攻。永嘉五年，司马越病死，刘聪便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怀帝。此后晋人虽然又立愍帝于长安，但已经只是一个西晋灭亡之后残存的符号而已。
3.十六国与东晋的偏安
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内迁形成高潮。到西晋统治时期，史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身为中原腹地的关中地区也是“戎狄居半”。这些少数民族既是为了反对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同时受八王之乱北方各王的支持和拉拢，先后加入不同阵营，使自己的势力进一步强大起来。因此在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先后在北方建立起了近20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民族矛盾尖锐，战乱不断，而他们的政权更替也非常频繁，因此社会动荡不安……
与北方不同，此时的南方地区，乘北方战乱之际琅琊王司马睿在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再次建立起了新的汉族政权。因此，南方的历史进入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人口的南迁，客观上为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南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民族林立十六国
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散居于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西自今青海、甘肃，东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以至辽宁，南到河南，都有少数民族与汉人错居杂处，其中并州、关中一带尤为集中。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民族文化的交融并没有消除民族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的压迫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中积蓄力量，于是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
其中建立最早的是略阳氐族人李特、李雄父子建立的成汉政权和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前赵）政权。李氏是西晋末年略阳、天水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领袖。李特等率领流民进入巴蜀之后，因晋廷逼迫流民迁回原籍、镇压流民而与朝廷发生冲突，于是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十二月，李雄逐走益州刺史罗尚，攻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他的祖父被东汉派去镇压黄巾起义而留居内地。八王之乱时，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建都于离石（今属山西），并于晋永嘉二年（308）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以汉为国号。
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到北魏太延五年（439）灭北凉的136年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383）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为界，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内。
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的狂暴屠杀和劫掠，漫无限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更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不安定。
∷偏安于东南的东晋
西晋末年，许多北方汉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争带来的痛苦，纷纷举族迁往南方。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建武，史称东晋，由此司马氏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是司马懿的后裔，他既有西晋宗王的皇室名分，也利用东南地区权力的真空攫取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因此在西晋灭亡之际的动乱中，他一方面继续在江东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则誓师北伐，拉拢人心，最终在西晋愍帝被杀之后顺利地成为晋政权在南方的代言人。
司马睿虽为司马懿之后，但因其父毫无建树，所以司马睿一支也没有特别的权势。司马睿能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但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东晋是西晋在政治上的延续，流亡江南的西晋门阀士族是其政治基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士族特权制度在东晋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但这在东晋则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史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它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虚弱。但是由于大批北方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这种先进的生产
力与南方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保证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也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淝水之战
北方人民南迁之后，虽然生活相对安稳，但是离开了世代居住生活的北方，他们还是不时地有故乡之思。与此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在相互的攻伐和兼并中，也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渴望着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
公元318年，汉刘聪死后，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与此同时，石勒乘刘聪死后的内乱之机迅速占领了平阳、洛阳一带，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自称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相峙，史称后赵。双方立国不久，就展开了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终于战胜了刘曜，使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归到了自己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但不久之后，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建立了前燕政权。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苻洪、苻健父子，也乘后赵政权内部之乱进行反叛，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前秦政权。苻健死后传位于其子苻生，但由于符生昏庸无为，苻健的侄子苻坚于公元357年杀掉苻生，取而代之。苻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很有远见，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他上台之后先后灭掉了前燕、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南征东晋，统一全国是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之后他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而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时刻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家园，因此双方注定要发生一场交锋。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八月，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此战前秦军队有百万之多，史称“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恃志在必得。然而东晋实力也不可小视，因为此前双方已有的交锋中，前秦并没体现出绝对优势。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宰相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走向了携手合作。因此，虽然从兵力上看前秦军队气势庞大，但胜负不能就此下定论。
淝水之战中，苻坚军队紧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兵东岸，与前秦军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便以前秦军置阵逼水，不利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苻融稍稍撤退，苻融接受了这一建议，晋军利用前秦军后移混乱之机给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苻融。随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军后方大喊“秦军败了”，使前秦军大乱，开始撤退，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
∷东晋的灭亡
淝水之战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版图也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的最大时期。谢安作为当政者和实际指挥者而再受褒奖，进位太保，谢氏子弟也因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战后谢安继续调解内部利益关系，力保谢、桓两大家族和睦，促政治安定。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掌朝政，替代了谢氏家族。
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他专擅朝政，势倾天下，史称“蓬首昏目，政事多阙”。他还极好佛道二教，巫道僧尼充塞相府，窃权弄奸。其掌权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他的做法也引起了孝武帝的不满，孝武帝曾在中央和地方要政安插亲信以牵制司马道子，但是此举没有形成实质性威胁。因为不久后孝武帝病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后，司马道子更高踞摄政之位。司马道子晚年嗜酒成瘾，
整日酩酊大醉，其子元显乘他酒醉之时免除了道子司徒、扬州刺史之职，自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私家奴为兵，因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以维护统治，对普通民众生活关心较少，而流落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到豪强门下为奴，因此阶级压迫很深。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名义上提高了“奴”的地位，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因而立即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世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了农民起义，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世家大族们的阶级压迫。孙恩起义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
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地展开了。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元显心存不满，因此他借孙恩起义之机将江、荆、雍三州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蓄意寻机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之后，元显以皇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下诏谴责和讨伐桓玄，桓玄也传檄四方，起兵反抗。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主帅刘牢之，因此双方未经激烈交战，桓玄便顺利地进驻建康，掌控了大权。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世族势力，但他同时又因忌惮北府兵而滥杀其将领，解散其组织，因此埋下了北府兵余部东山再起进行反扑的种子。
4.对峙中的更替
淝水之战成为前秦统一政权的转折点。战败后的前秦政权迅速瓦解，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争斗不息的混乱局面。当然，政权之间的混战就是为了相互兼并，争夺地盘，因而各政权间不断的战争最终会打出统一的政权，这个再一次统一北方的政权就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
同时，南方的东晋政权也灭亡了。桓玄取代司马氏政权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但他篡权之后对北府兵进行打击，进而解散北府兵之举，似乎并不明智，因为不久之后，桓玄政权就是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将领所取代。
∷前秦瓦解与北方的分裂
淝水之战败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四处逃逸，回到洛阳时只剩下了十多万。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北方地区本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间互相攻伐排挤的，前秦的统一主要是靠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保障，北方的统一也难以维持了。前秦南下作战之前，曾强行从各民族中征兵，引起了各民族的不满。战争失败后，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因此，不久之后各种民族政权又纷纷宣告独立，北方地区再次陷入了分裂割据。
淝水之战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东晋汉族政权则偏安于南方，因此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征战和政权更替成为北方局势发展的主要表现，因而北方局势发展也更显得繁复多变。
这一期间，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少数族都寻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甚至同一民族不同支派或者历史渊源相近的民族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比如鲜卑族慕容部就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政权，其中西燕与后燕还互相对抗，鲜卑族其他各部还建立有西秦、南凉等政权；同属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起北凉及夏政权。此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以及汉人李氏建立西凉政权等。由于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仇杀，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权力更替非常频繁，因而这一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当然，严重的分裂对峙也造成了力量的分散，因而当另外一个强大的新兴力量——鲜卑拓跋部突然袭来的时候，所有这些政权便一个个倒在了拓跋部骑兵的马蹄下。
∷北魏的建立及汉化
正当北方各少数民族互相攻伐，政权走马灯似的更替的时候，淝水之战前被前秦苻坚消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也在其建立者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的努力下，于晋太元十一年（386）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复兴了代国。在此之后，拓跋珪一方面积极与其他部族和政权进行联盟，另一方面加强治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而得以迅速强大起来。晋隆安二年（398）六月，根据汉族士人崔宏的意见，拓跋珪正式改国号为“魏”，并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相应地在礼仪制度上进行改革，正式建立了宫室、宗庙、社稷等国家建制。十二月，拓跋珪正式称帝，建立了北魏。
北魏建立之初，北方有柔然建立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不时地侵犯，威胁其统治，南方刘裕建立的宋政权也开始越黄河而入关中，向北拓展疆域。继拓跋珪、拓跋嗣之后，拓跋焘于始光元年（424）八月继位。拓跋焘在位期间曾对柔然发动过多次大规模进攻，最终解除了北魏继续南下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相继吞并了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
一直以来，北魏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尤其是为了对付柔然的侵扰，更注重于对阴山南北地区的控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大规模狩猎和对其他游牧民族的劫掠。史称北魏前期的统治
是“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北魏在北方汉族地区的长足发展。于是在军事征战的同时，拓跋焘也非常重视文治教化，他先后设置太学，供奉孔子等人，以儒家学说教育贵族子弟，在官制设置上也学习汉族政权作了一些调整。他还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表示以复兴儒家教化的太平真君自居，这些措施无疑拉近了与汉民族的关系。
拓跋焘之后，北魏政权内部围绕政权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斗，最终文明太后冯氏取得了胜利，以其4岁的儿子拓跋宏继位，而冯氏临朝听政，实权在握。冯氏崇尚中原儒家汉文化，北魏政治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平城一带。冯太后还在北方实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汉化的措施，对朝廷礼仪和社会风俗等也作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为此后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大规模的汉化措施奠定了基础。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得以亲政掌权，此后他沿着冯太后的汉化改革，先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迁都洛阳，并在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实现了汉化，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刘裕建宋
经过混乱割据之后，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许多变动。桓玄在依靠北府兵取代了司马氏政权之后，自己却对北府兵心存疑忌，因此先后惩除了一些北府兵将领，并解散了北府兵。桓玄此举激起了北府兵将帅的愤
怒，因此刘裕等人开始密谋反击桓玄。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抗，桓玄终于抵不过东山再起、实力尚存的北府兵，兵败逃回老巢江陵，从此在东晋政治活动中消失了。
刘裕作为北府兵将领，曾在镇压孙恩起义中表现英勇，屡建奇功。义熙元年（405）三月，他与其他北府兵将领一起将晋安帝迎回建康，使其再登帝位，而刘裕自己身兼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等职；不久之后他又升任扬州刺史兼任尚书，东晋政权实质上落入了刘裕手中。刘裕大权在握之后，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南燕，击溃了孙恩起义的余部卢循的武装，基本上解除了足以对他形成威胁的外部力量。接着他又升任太尉、中书监，开始着手解决统治阵营内部对他有所制约的其他力量，并着力培植自己的党羽，谋划篡权自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刘裕于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授命心腹绞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安帝之弟司马德文，刘裕自己则进封宋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到达建康，以“禅让”的名义攫得了政权，立国号为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刘裕出身低级士族，其建立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先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首先他重用北府兵，用来加强自己的军权，让那些出身寒门的将士通过军功逐级提高地位，从而既保证了军队对他的忠诚，又相对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兵权；其次，他吸取前代门阀士族分裂割据、颠覆政权的教训，将重要地区交由皇子和亲族统领，在一定意义上防止了地方坐大成为隐患。总之，通过刘裕的调整和改革，原来士族门阀控制朝政、左右皇权的局面有所改变，虽然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依然有很大影响，但已经逐渐衰落了。刘宋政权的这些举措及其政治格局，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南方各朝的政治发展模式。
∷对峙中的政权更替
刘裕篡立南朝宋政权的时候，北方的拓跋氏还没有完成统一。因而，北方黄河流域处于北魏、北燕、夏、西秦及北凉等五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的时期。因而刘裕政权继续加强了北伐，加紧扩张地盘，先后消灭了慕容鲜卑的南燕及羌族的后秦政权，东边以黄河为界，与正在汉化的北魏形成了对峙局面；在西边则消灭了蜀，占据着汉中，有效地遏止着关陇各族政权南下侵犯，南北对峙的局面至此完全定型了。
公元424年八月，刘裕之子刘义隆继位，改元元嘉，史称文帝。而此时的北方则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兼并和扩张战争。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刘裕死，当时北魏当政者拓跋嗣听说后借机率兵大举南下，攻伐一年有余，宋先后失掉了司、豫、兖等州，洛阳、虎牢、滑台等地皆为魏占领。刘义隆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内继续进行调整，消除了内患，稳定了局势，使得南方出现了短暂的元嘉之治。而北魏政权则经过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到公元439年终于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此间，北魏与宋之间还进行过一次南征北伐，战争虽然以宋的败退而结束，但北魏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之后也开始国力不支，因此停止了南征。此后，南北之间二十多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双方依然有南征北伐的打算。公元450年，以拓跋焘的南征为开
始，双方再次交锋，南朝宋再次失败，但北魏依然无法轻易地占领南方。此战之后，南北双方很少再有战事。
公元450年的南北交锋之后，虽然外部的战争基本停息了，但南北双方统治集团都卷入了各自的权利演变更替中。战争使宋受到很大打击，北魏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战后不久，北魏皇帝被臣下所害，而刘义隆也遭太子篡权杀害。同前代相比，南朝政权中门阀士族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小了，但是宫廷斗争似乎越来越激烈，父子兄弟之间的猜忌和政权斗争几乎与南朝相始终。由于亲族争权，给权臣留下了可乘之机，南方在复杂的宫廷政变中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和南方一样，此间的北方政局也并不安稳，先是围绕皇权继承问题展开了宫廷斗争，其后又因为政治腐败而发生了农民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张，统治混乱，因而也给权臣和地方政权以可乘之机，北魏政权曾出现了一年三易皇帝的乱局。高欢和宇文泰作为两大权臣，各自乘机掌控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打着魏的旗号，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政权，北魏因而分
裂为了东魏和西魏。东西魏的分裂局面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各自的政权便被实权的掌控者高氏和宇文氏所取代，分别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
5.分久必合——隋的统一
北魏灭亡后，在其废墟上出现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它们虽仍以魏为国号，而且所谓的皇帝也是拓跋氏后裔，但其实权却掌握在北魏的权臣手中。因而不久之后，东西两魏就分别被其执政的高氏和宇文氏取代，正式转化为了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
两个政权的掌控者，东魏是高欢，鲜卑化的汉族人；西魏是宇文泰，鲜卑化的匈奴人。两人出身都比较贫寒，也都是在北魏末年的农民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依靠武力壮大起来的这两大势力集团随着势力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权力争夺战争。东西魏之间曾展开激烈的战争，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达20年，而且规模浩大，损失惨重，史称“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诸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
东西魏时期，东魏的势力明显强于西魏，但是在转入北齐和北周之后，北齐政权的昏庸腐败与北周政权的励精图治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宇文泰死后，其侄子宇文护废西魏，建立了北周，并先后数易皇帝，最终把后来成为周武帝的宇文邕推上了皇位。宇文邕少时聪明有才，深得父爱，宇文泰曾有“成吾志者，必此儿也”之语，对他寄托了很深的希望。宇文邕继位之初还受宇文护的控制，但他养精蓄锐寻机杀了宇文护，并在其父创下的基业上励精图治，厉行改革，使北周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实力也迅速增强，超过了北齐。
周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北周强大起来后，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北齐的战争。由于北周军队纪律严明，周武帝常常临阵指挥，因此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北周终于于公元577年灭掉了北齐，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然而在武帝死后，北周的情况也急转直下，其子宇文赟（宣帝）奢侈腐化，胸无大志，继位一年之后即传位给8岁的儿子而不理政事。皇权的空虚给外戚以可乘之机，公元581年，宣帝皇后杨氏的父亲杨坚乘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隋朝。杨坚才识过人，很有谋略，他即位后有效地镇压了北周故臣的反抗，改革了北周制度弊病，使北方政局很快恢复稳定，重新强盛了起来。
此时，南方政权在陈的统治之下已经走上了末路。由于梁末的侯景之乱极大地消耗了南朝的元气，陈朝统治者又因循守旧，陈后主昏淫奢侈，嗜好佛教，国势越来越衰弱。隋开皇八年（588），隋文帝杨坚下诏伐陈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隋就占领了南方三十州、一百郡、四万余县，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第二章
门阀士族的出现与衰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除了政权更替频繁、政局混乱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地主阶级中崛起了一个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他们通过其政治、经济特权，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一个个宗法士族集团，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也因专制皇权的加强而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崛起于政坛的门阀士族
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了政权，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建立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支持它的地方豪强们的优遇，使得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则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上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同时也为后来地方政权割据争雄并最终取代汉统种下了祸根。
到了曹魏政权时期，开始推行九品官人制度。这种制度将社会阶层分为9个等级，并作为官吏选拔任免的依据。曹魏代汉之后，将这种选官形式制度化，形成了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依靠各地的豪门望族品第本地人物，因此这种选官制度虽然在最初起到了一定的选拔人才的作用，但不久之后，它便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
门阀士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他们虽不封国，但可以世袭土地，而且掌握有大量的依附于他们的农民，却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国家法律制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士族门阀享有特权，但法律的实施却完全偏向士族特权，而且他们在九品中正制的保护下，在仕途上有绝对的优先权。与门阀士族这种特权阶层相对应，地主阶级中还有庶族阶层，他们就是一般的地主阶级。门阀士族作为特权阶层，他们不但不与庶族地主通婚，而且很少打交道，极力地保持着门阀士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门阀士族制度在两晋时期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偏安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更是生活奢侈腐化，政治权力登峰造极。东晋政权是在南方豪强和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朝廷给予他们以各种特权，因而他们的地位和势力也达到了巅峰。后来随着东晋的灭亡和刘宋王朝的建立，这种门阀士族特权逐渐走向了衰落，因此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门阀士族对政治的影响作用已经远不如魏晋时期强大了。
2.王与马共天下
魏晋时代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门阀士族的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利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并能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是琅琊王氏，更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史书有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的权力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
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东渡登基之前，受封西晋琅琊王。在西晋政权被异族推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司马睿与琅琊世家大族王导、王敦兄弟结成了特殊的关系。当时，司马睿对王导极其信任，推心置腹，共谋立国大计，事事都要征求王导的意见，而王导也尽心竭力，精心策划。此后，司马睿依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获得了南北方豪强大族的支持，得以建立政权，偏安江南。因此，东晋建立之后，司马睿及其后的明、成二帝时期，都给予王导以非常高的地位。据说司马睿在登基继位的时候，还拉着王导的手，想与他一同接受百官朝拜，以表示东晋皇室对王导的感激；王导每次上朝，司马睿都是起立相迎。而王氏兄弟也以他们在东晋政治中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进一步奠定了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在此期间，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而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
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警惕。因为面对那种王氏兄弟执掌军政大权，王姓官员遍布朝野的情况，司马氏政权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在东晋建立之后，王氏家族和司马氏皇权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张的。王敦掌控着军事大权，不把皇帝司马睿放在眼里，因此司马睿曾一度起用心腹大臣刁协、刘隗，企图削弱王氏部分权力，并有疏远王氏之意，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氏权势熏天的情况，但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
3.士庶两重天
门阀士族也称士族，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在经济方面享有很多特权，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因此他们在婚姻、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政治上，曹魏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使他们的政治特权合法化、制度化。而政权的频繁更替则为门阀士族的特权创造了社会条件。在群雄割据的魏晋时代，政权之间的争斗极其激烈，每一个割据者只有依靠门阀士族的支持才能顺利地建立自己的政权，而他们在建立政权之后又不得不给门阀士族以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割据政权与门阀士族相互依靠，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政治的一大特色。由于在制度上有了保障，同时还能得到当政者的特殊待遇，因此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升迁高位。史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也难免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阀世袭格局。
门阀士族在经济上也受到很多的优待，他们按官品大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但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他们可以利用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他们也可以利用特权无休止地聚敛财富，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显示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门阀士族向来自矜门第，不与“庶族”（即普通地主）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相往来。庶族尽管贵为皇戚或身为官员，倘不自量力而拜访世族，也会遭到士族的羞辱。在婚姻上，士族为维护自己的声望与血统的优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如王、谢两家便经常联姻。士族内不同等级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导致声望下降，政治前途也随之黯然失色。
而相比之下，在这种特殊的门阀政治中，庶族地主的仕途则非常艰辛，很难得到升迁。他们即便以一时之勇或者绝世之才而获得了皇室的信赖和尊崇，也依然会受到门阀士族的鄙视和排挤。但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他们又多通过阿谀奉承等各种手段换取门阀士族的认可。庶族虽然也同样是地主阶级，但是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他们的生活，尤其是仕途晋升也并不安逸轻松。史书有“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记载，称地主阶级内部这种悬殊的差距为“士庶两重天”。
4.特权与隐逸文化的结晶——庄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庄园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映，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兼并与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与庄园制经济相联系，这一时期作为庄园经济依附人口的佃客、部曲制也空前发展。
西汉末年开始的土地兼并在东汉建立之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由于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的迅速发展，掠夺土地和人口，建立大规模庄园已成为普遍现象。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正是对当时庄园制经济的真实写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制经济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发展而达到了新的高潮，这时的庄园经济遍布各地。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业游民，他们为了生存，其中多数人只能依附于门阀士族，因而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有很多的依附民。而随着依附民的增多，庄园的规模也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手工业作坊、满足庄园主日常生活的奢侈品生产等多种行业。这种庄园内部有较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
魏晋时期的庄园除了自给自足的经济追求之外，由于受社会上逐渐兴起的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和田园归隐思想的感染，很多庄园都非常注重布局结构，追求自然之美，或依山傍水，或插花栽柳，或种竹以示风雅，或浇菜以博闲趣，不同的庄园也表现出它们主人不同的旨趣和追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庄园也有些别墅的特性。
庄园是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的经济依靠。许多庄园规模都非常大，因此魏晋时期的庄园也都设置有许多的防御措施和相当规模的庄园武装力量。这些庄园主们将自己宗族的成年男丁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相结合的武装，以维护庄园治安，保卫庄园生产的安全，防范依附民的反抗和逃跑。另一方面，由于庄园主一般都是地方豪强，因此这种武装同时也作为一支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增强了庄园主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实力。
5.安逸与奢华
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在政治上掌控要职，因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因而可以广占良田，免去赋役，因而他们极其富庶，生活也极其奢华。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为他们荒淫豪奢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因而他们纵情于酒肉声色，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荒淫无度。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达万钱以上，有的甚至一餐花费两万钱，还认为“无下箸处”。他们有富丽堂皇的豪宅，有山珍海味的餐饮，有华贵美丽的服饰，但依然贪得无厌，从不知足。当时的贵族官僚们互相夸豪斗富，蔚成风气。如西晋石崇与王恺斗富，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
个侧面。到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豪奢的生活。史称北魏后期“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河间王元琛之豪富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豪语。
侈奢生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沉湎声色。魏晋时期，无论君臣，多数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过着淫逸放荡的生活。当时王公贵戚争相纳妾蓄妓，不但讲求“绝色”，还要讲求数量众多。他们或“姬妾盈房”，或“争容斗艳”，以至“妓乐之妙，冠绝一时”。在这种互相攀比夸耀的氛围中，贵族官僚姬妾多达数十人者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有姬妾侍婢数百人。他们淫逸放荡的生活还超出了女色，转而寻求男色的刺激，以至“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仿效”。
魏晋门阀士族在这种豪华、淫逸、放荡的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由于上层社会崇尚犬马声色，因此在任人选才时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求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因此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生活在淫逸中的门阀士族，手无缚鸡之力，不事劳作，甚至迈步行走都靠奴仆代劳，是一个真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
6.必然的衰落
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替、权贵夺权自立等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从曹魏前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到后期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政策，从孙吴的给田复客制度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对百官依品级高低占田荫客荫族的特权的正式规定，门阀士族一步步地依靠他们扶植起来的皇权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了。他们可以荫庇亲属，收揽门生故吏，享受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他们虽然严格地保持着与庶族地主的距离，维护着自己的特权和等级，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必将随之下降。
南北朝时期，虽然门阀士族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还享受着安逸腐化的寄生生活，但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开始受到皇权的威胁了。北魏前期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后来又注重于自己内部的汉化调试，因此汉族门阀士族并没有太多插手的机会，而南方的刘裕、刘义隆父子，也更注重于休养生息，改变策略，寻求社会发展，因此留给门阀士族发挥能力的空间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长期过着寄生生活的门阀士族也越来越腐化不堪，腐朽无能了，他们不但无心，也无力关心政治，而且他们甚至都已经失去了其先辈们攫取特权的那种欲望，因此，这个寄生的阶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能适应生存了。
到南北朝后期，随着北方周武帝、南方梁武帝等一些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的改革，一批批的寒门俊秀被选拔到了政治高层。梁武帝曾置五经博士，并规定“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这就使得寒门士子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和机会，对门阀士族独断朝政的地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此时的北朝，由于北魏门阀制度推行之初就没有给予他们过高的特权，而且北朝社会非常注重军功，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也逐渐转向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形成了士庶竞技的局面。
总之，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了。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被削弱，而庶族在各级政权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更重要的是，选拔出来的庶族人才，不论在能力上还是意志上，都是那些腐朽无能的寄生阶层无法企及的。因此，长期以来依靠门第选择官吏的制度逐渐松懈了，士庶之间的清浊之分也逐渐淡化了。当门第不再作为一个选官优先权的标志的时候，门阀士族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隋朝建立之后，科举制的建立和逐渐完善完全取代了门第等级制度，门阀士族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章
宗教的繁荣与无神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时代，又是一个政权频繁更替、少数民族社会进步、民族融合空前加剧的时代。分裂的社会给各种思想文化的发展、传播留下了空间，而人民生活居无定所、困苦不堪，也为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这一时期，不论是作为传入不久的外来宗教——佛教，还是刚刚形成、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宗教作为动荡社会中的一种精神寄托，彰显出了它在乱世中独有的活力……
1.理性与世俗的宗法
在中国文化史上，夏商周三代以来，形成了以“敬天法祖”为基本内容的宗法性宗教，这种信仰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有一整套祭天、祭祖、祭社稷诸神的礼仪。由于这种信仰始终被赋予神秘的政治文化功能，因而它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宗法性宗教实质上是一种鬼神信仰——因“敬天”而事神，因“法祖”而尊鬼。对鬼神的信仰和上自皇帝国家、下至平民百姓的频繁而又有规律的祭祀活动，就是这个特有的信仰体系的表现形式。由于鬼神信仰及其祭祀礼仪包含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因素，因此它会随着社会的变动而有不同的表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鬼神观念开始趋向理性化、世俗化，这种趋向就是受到这一时期社会战乱频繁、门阀士族把持朝政、政权频繁更替等政治和社会因素影响的表现。
自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割据、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政治格局基本形成。门阀士族把持朝政，为了维系这种门第制度，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这一时期门第观念非常严格，士庶界限非常分明。这种观念无疑对传统的以宗法血缘和人伦情感为基础的宗法宗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宗法性宗教以世俗政治为依托，因此当门第成为政府选举、士族出仕、婚姻嫁娶的主要根据之后，与之相对应地，人们的鬼神观念和祭祀礼仪也更多地为这种门阀士族政治服务，因而走向了理性和世俗化。
另一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玄学清谈风气的影响下，儒家的礼仪也受到了挑战。而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因果轮回、得道成仙等观念也逐渐引起了文人们的关注，有无之辨、言意之辨、神形之辨等富含思辨性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也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鬼神信仰，反思鬼神观念和与之相对应的祭祀和礼仪活动。因此，魏晋以来，以鬼神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志怪小说兴盛一时，犹如雨后春笋，成为当时小说的主流，如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等都是其代表作品。志怪小说的兴盛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人对鬼神信仰的关注和理性探讨。
2.日趋成熟的道教
道教是东汉末年以组织农民起义的形式而产生的，此后虽然农民起义遭到了统治者的镇压，但是道教思想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纷争离乱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壮大和成熟，最终成为与儒、释相并立的思想文化体系。
三国时，虽然对民间道教采取限制政策，但是由于曹操、孙权等人自己迷信神仙方术，因此道教得以在上层贵族中继续传播。史称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他还召集了一大批方士，其中著名的有能够行辟谷方术的谷俭、擅长气功方术的甘始、擅长医术的华佗、擅长房中术的左慈等人。孙权也非常优待方士，介象、葛玄等道教方士都受到孙权的宠信，孙权还学秦始皇寻找海上仙药的举措，派方士渡海寻找方药，因此卫温等人得以到达夷洲等地。除了在上层传播之外，道教的另一部分祭酒徒众则转向民间，在民间以行医施药、驱魔除邪等方式传播道教，因此道教逐渐分化为了贵族和民间两种形式。
到两晋时期，士大夫文人中玄学兴起，一些著名文人如嵇康、何晏、王弼等既好老庄之书，亦好养生之术，并著书立说加以阐释宣扬，这便导向神仙方术直接与门阀贵族的清谈、归隐等思想相结合，得以进一步发展。这时的民间道教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宗教形式，而是形成一些互不隶属的区域性宗教集团。两晋时期不断掀起的民众起义大多带有道教的宗教色彩，说明民间道教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道教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道教理论比较驳杂，既不如佛教精微，也不如儒学系统，但是经过魏晋之际的发展，到东晋时期，其信仰系统也逐渐成熟和系统化。西晋道士王浮著《老子化胡经》，此书成为后来道士批评佛教的理论依据。西晋南越魏夫人创作的《黄庭经》发挥古道书中人身脏腑有主神之说，结合古医书关于脏腑的理论，阐述积精累气、健身长生的道理和方法，成为内丹学的经典著作。东晋初年的葛洪著《抱朴子》一书，专门阐释长生求仙的道理，提出了“守一”“服丹”的修炼方法，因而被称为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同时，由于葛玄、葛洪等人反对符水派，提倡服用金丹，因此又被后人称为葛氏道或者金丹派。
南北朝时期，道教上层人物为了使道教更好地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并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对道教进行了一系列清理和改革，此后的道教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南方和北方的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而南北方道教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南方的陶弘景“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因而大受梁武帝的宠信，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而北方的寇谦之则自称遇到太上老君，授自己为道教天师，成
为道教在北方的代表人物。此外，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将金丹派与符箓派集于一身，独创灵宝派，对道教理论的发展也多有建树。
总之，道教之所以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炼丹成仙的宗旨迎合了贵族的精神需要，保身隐居的生活方式受到厌世士人的欢迎，符箓斋醮的消灾治病对苦难中的民众有一定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自身进行改革，向统治者靠拢，取得了封建统治者的信任。
3.佛教的兴盛与传播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佛教自西汉末年以来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长期以来，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对佛教尚未认同，因而佛教发展也非常缓慢。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以及各民族政权的频繁更替，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一时期来自西域的高僧，也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逐渐增多，佛教教义和理论逐渐完整，佛教寺庙和造像艺术空前发展，佛教信徒也迅速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高僧译经
在佛教发展史上，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经的翻译始终是佛教传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佛教在西汉末年初传之际，既限于佛经的稀少，也限于语言不便沟通，多数佛教语言都借用黄老道教词汇来解释。这既不利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也不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因此，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逐渐引起了一些高僧所重视。东汉末年以来，佛教经典翻译渐多。来自西域的安息（今伊朗）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谶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安世高翻译的是小乘佛教，而支谶翻译的则是大乘“般若”学说。
南北朝时期，著名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一方面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一方面广收弟子门徒，培养佛教人才。因此在他们的努力下，佛教经典的翻译数量更多，也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佛教思想和教义也因为佛经的翻译而逐渐深入全面地输入了中国，这为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僧道安生活在西晋时期，他曾师从后赵石勒所封的“大和尚”佛图澄，颇受佛图澄的赞赏。
后赵战乱之后，他辗转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南下襄阳，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他还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的经典翻译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五失本”指的是在译经时碰到的5种改变原文经句的译法；“三不易”指译经时碰到3种不容易把握的情况。史称：“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道安在翻译经典、阐明经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道安还非常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培养佛教人才。他所培养的佛教弟子达数百人，两次分散到大江南北，成为各地佛教的骨干。道安还提出了出家人不用俗姓，一律用“释”为姓的观点，成为后世定制。
鸠摩罗什是天竺人，他生于龟兹。龟兹为西域重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因此龟兹佛教远比中原发达。鸠摩罗什先辗转西域各国，传播佛法，颇有影响，后被后秦政权迎到长安传播佛法。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译经，传播佛法。由于他精通佛经，因此他所翻译的经典，不仅文字语言精妙，而且教义理解精微，成为后世译经的典范之作。
慧远是道安的弟子，也是道安在众多弟子当中最器重的一个。慧远在学有所成之后隐居庐山30多年，精心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慧远翻译佛经，擅长以儒学和玄学比附和解释佛教教义，因而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翻译佛经的同时，慧远还与各地高僧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常论法讲道。慧远虽隐居庐山，但他既与南朝权贵有着广泛的交往，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敬重，也在普通民众中宣扬佛法，在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慧远的努力下，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佛教在南方社会各层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既要通过译经保持自己的思想特色、传播自己的教理，也需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以求得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因此致力于佛教传播的高僧们在译经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情况和佛教传播发展的需要，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魏晋南北朝动乱频繁，虽然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佛教持久稳定的发展。道安认为，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如果佛教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是难以传播的，因此他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道安在襄阳时期与当地及江东士大夫广泛交往，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使佛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他后来被前秦苻坚迎到长安之后，积极迎合前秦政治需要，换取了前秦对其译经事业的支持，组织了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很多僧人，翻译了众多的佛教经籍。道安的这种思想也成为此后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以忠孝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伦理规范，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是不容侵犯的。因此佛教提倡的出家、忘俗、不婚等做法与伦理纲常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为此，道安的高足慧远提出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对佛教教徒不应当礼敬帝王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佛教弟子“虽不处王侯
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慧远的理论协调了佛教与王权、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使统治者对佛教消除了“不忠不孝”的顾虑，也成为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之一。
到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除僧人之外，学者文人、王公贵族等，或聚众讲说，或编著论述，人们逐渐对如何才能成佛、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佛的问题引起了关注。对此，涅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竺道生提出了佛性说。他认为佛性是众生所秉的法性，是每个人的自然本性，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此后竺道生又辗转南北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佛性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认同。佛性说阐释了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理论，对后来禅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道教的逐渐成熟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信仰体系，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丰富的内容。与佛道的发展相比较，东汉末年以来，儒家名教伦理观念趋向衰微，传统经学逐渐失势。在佛教的空前发展和道教日趋成熟的挑战面前，儒术独尊的局面也难以继续维持了，因此思想界内也像分裂的社会局势一样，产生了儒、释、道三教并立、互相排斥而又逐渐融合的复杂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碰撞是这三种思想文化的初次交锋，略显稚嫩的佛、道二教，因为儒学暂趋式微，而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各自的活力和思想文化影响力，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和吸收，以传统的、曾被奉为独尊的儒学文化为轴心，在冲突中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却又无法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因而逐渐地相互吸收而走向了谐调发展，从而也奠定了以后一千多年封建文化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基本格局。
∷冲突
魏晋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排斥中，佛教作为一种相对陌生的外来宗教文化，它与儒、道两种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是首当其冲的；而佛、道作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也免不了为赢得统治者的支持和争夺思想文化阵地而互相攻击；曾经根深蒂固的儒学虽然处于式微状态，但它也绝不容佛、道二教对其作为统治思想的独特地位构成威胁。因此三者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比较复杂的，其中佛教与儒家的冲突尤为激烈。
作为儒、释、道三教的初次交锋，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而引起的夷夏之争、因佛教徒出家修行而引起的宗法伦理之争、因佛道等宗教发展而引起的危国论等，是此时三教争论的主要问题。南朝刘宋道士顾欢专门写了《夷夏论》、南齐道士作《三破论》。前者认为华夷之俗有别，道教适用于中原华夏地区，而佛教则是夷邦宗教，以此反对佛教的发展；后者攻击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从而使争论达到高潮。对此，佛教徒又纷纷出来进行辩护，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高僧也从佛教教义教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佛教“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使这种争论有所缓和。
与夷夏之争相联系，由于佛教主张出家，放弃尘缘而追逐来世，放弃人伦而弃绝婚姻，因此引起了儒家以“忠孝礼仪”为内容的批评，认为佛教离弃亲人，不讲孝道；剃发绝嗣，违背人伦。对此，佛教徒也进行了各种辩解，认为佛教也讲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出家修行是“弃小孝而尽大孝”，并不是无情无义、不忠不孝。
关于宗教发展是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的争论，主要是针对佛教，但也旁及道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政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朝梁时的荀济甚至认为佛教是三百年动乱的祸根。与此相反，佛教徒则竭力证明佛教有助王化、劝佐礼教。
总体上，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争论也颇受统治者关注，北魏太武帝指责佛教是胡教，有碍礼义；北周武帝则认为“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因此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的大规模灭佛事件。但是南朝宋文帝、梁武帝等则极力尊崇佛教，为佛教做辩护，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
∷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儒学式微，佛道并盛，但是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影响力依然不可轻视，士大夫们的宗法伦理观念依然非常强烈，因此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交锋非常突出，而儒学伦理与佛教的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方面说明佛道教已经成为社会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说明，儒家伦理及其夷夏观念依然是社会思想文化的核心。佛、道教的迅速发展和传播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佛、道二教为了发展，也不得不顺应作为本位的儒学伦理而作适当的改变，因而冲突也便促进了三种思想文化之间的融合。
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文人学者和各教信徒都对对方的思想做了一定的分析研究。佛教和道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和新兴的宗教，首先面临着在社会上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如果不依靠统治者，得不到统治集团的支持，佛、道二教是很难获得发展的。而为了能引起统治者的兴趣，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又不得不对教义教理做一些符合统治者要求的解释。因而佛、道二教在很大程度上吸收附会了儒学伦理纲常的一些内容，三教之间因而由对立而逐渐趋于融合。
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慧远认为，佛教为内在修养，儒学为外在王治。北周武帝灭佛前，在统治政策上奉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原则，推行的是一种多种思想并行政策。谢灵运著《辩宗论》，用以折中佛与儒，沈约著《均圣论》阐述“内圣外圣，义均理一”的道理。佛道为了赢得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普遍采取了一种佛、道教理与儒家学说“殊途同归”的附会方式，用以说明佛教和道教也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
事实上，作为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新起的道教和佛教对当时的王公大臣、名士学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人三教或二教兼修，并无教门严格界限。梁武帝三教皆精，其佛、儒论著，洋洋大观。陈代大儒张讥的学说，同时为儒、佛、道信徒所传承。总之，虽然有的皇帝宠信道教，而有的皇帝则偏爱佛教，还有的皇帝大力排佛灭道，但从总体上看，在保持儒学正统地位的条件下兼容佛、道的做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
5.范缜与无神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大动荡时期，战火连绵、天灾人祸，使百姓生活无比困苦；而一个个民族政权和割据分裂政权时而迅速崛起，时而又迅速灭亡，也让统治者感到富贵无常、人命危浅，这些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佛教、道教等的发展在此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从帝王皇室到黎民百姓，大多崇佛信佛，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这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局面；而且也使佛教发展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产生了冲突。有识之士对这种宗教狂热式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为了维护儒家传统思想，一方面也是从关心国家命运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向佛教和佞佛狂潮发起攻击。展开了有关人的生死以及灵魂等问题的大辩论，催开了无神论思想的智慧之花。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范缜。
范缜，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他聪颖好学，少年时师从著名学者沛国人刘瓛，精通经术。范缜先后在齐、梁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他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激情和见地超群的智慧，其言论常常是一鸣惊人。当时，梁武帝萧衍和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范缜心怀忧虑，苦苦思索人的生死因果，写出了无神论名著《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
在写作《神灭论》之前，范缜早已因为统治者痴迷佛教的问题而直接和皇室发生过辩论。当时，竟陵王萧子良醉心佛教，经常与宾客谈论因果关系。惟范缜大唱反调，坚持世上无佛。萧子良责问：“先生不信因果，为何世间有人富贵，有人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好比树上的花朵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上，有的落在粪坑中。落到茵席者，如同殿下您，落到粪坑者，如同下官我，这完全是偶然的现象。虽然贵贱不同，因果到底在哪里呢？”一席话说得萧子良无言以对。
范缜认为要从整体上推倒佛教的体系，就必须破除佛教的根基有神论，因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撰写了流传千古的《神灭论》。其中，他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阐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就好比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是一种客观物质，锋利只是刀刃的作用，离开了刀刃就无所谓锋利，从来没有听说刀刃不存在而锋利单独存在的。同时，他又驳斥了人和树木等同、生人与死人混淆的种种佛论。他还剖析了佞佛者的心理，指出他们利用佛教祸害国民的行径，说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由于“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
《神灭论》一出，朝野震动，尤其是梁武帝。这个认为“惟佛一道为正道”的皇帝非常恼火。他不仅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以攻击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还下令让王公贵族64人连续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75篇。竟陵王萧子良还召集僧众集体向范缜发难，但都不能使范缜屈服。与统治者对抗是要付出代价的，范缜因为“言不逊，妄陈褒贬”而被流放广州达数年之久。但是范缜及其《神灭论》的光辉思想代表了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一直闪耀在中国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上。
第四章
兼容并包的文化艺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建安诗歌的硬朗风骨、田园诗歌的恬淡安逸、少数民族民歌的豪放活泼、散文与辞赋的恢宏华丽……奠定了这一时期在中华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玄学清谈之风的兴起，绘画中隐逸淡泊的山水人文气息和书法上的工整豪放之风开创了书画艺术的新时代。此时的雕塑和壁画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南北交汇、民族交融过程中的音乐和舞蹈更是呈现出了别样的风味……
1.走向自觉的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战乱、动荡和分裂。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对应，此时的文学也是表现出了典型的乱世文学特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些感触反映在文学上，或者豪迈悲怆，或者隐逸脱俗，表现出丰富而真挚的感情色彩，因而也更容易激起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丰富灿烂的同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学逐渐脱离汉代以来依附于经史而走向了独立自觉，有了真正的文学气息。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直到三国曹魏黄初、太和年间，产生了一批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及其诗作，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建安文学以魏国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主。曹氏父子不仅自己爱好诗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作为幕僚，其中著名的主要有王粲、陈琳、阮瑀、应、刘桢、徐干，此六人与孔融并称“建安七子”。
这些文人大都历经汉末社会动乱的漩涡，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末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掀起了一个诗歌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和政治家，在汉末动乱的沧桑中崛起，其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又摆脱了乐府古辞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末以来品评人物之馀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曹魏统治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此时的
诗歌充满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幻想的成分，因此诗歌风气随之大变。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清逸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忧生之嗟”，建安时代那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始之音”。
∷诗歌与民歌
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汉族地区带来了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
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多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等就是其代表作。南
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吴声歌”和“西曲歌”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
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兴盛并取代了晋代流行的玄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与东晋时期文人喜好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有关，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过其辞、淡然寡味的玄言诗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
除了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散，不加雕饰，犹如白话却又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又意味深远的特殊魅力，正如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格一样独树一帜。
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多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骈文、散文、辞赋及其他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也借助一部分历史、地理类著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帝王和贵族左右文坛的时代，作家们或生活在帝王、贵族的周围，或隐逸山林而与世无争。后者回归自然，前者则致力于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们普遍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无心进取，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因此骈体文尤其盛行。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如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等都是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寒俊之士。如鲍照就是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辞赋作家。
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文风。建安三曹当中，尤以曹植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
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始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峻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韵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两晋以后，散文朝多个方向发展，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三张），陆机、陆云（二陆），潘岳、潘尼（两潘），左思（一左）。
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轶事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释、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很有关系。两教中的传说故事成了小说的主要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琐闻逸事等，都给这一时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2.全面繁荣的画坛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绘画的技术技巧渐趋成熟外，著名的画家成批涌现。虽然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乱世，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人文气息，这一时期不仅在山水画、人物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对绘画整体认识作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品评。此外，随着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宗教绘画也应运而兴，留下了大批丰富生动的宗教壁画。
∷人物画的成熟和山水画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以前，虽然绘画艺术发展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是此前绘画主要由地位低下的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也不成风格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人文情趣方面逐渐被文人所重视，绘画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涌现出了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阶层、专志于绘画的上层文人。他们地位显赫、画艺精湛、声誉卓著，深受时人推崇，其作品也为人们欣赏、收藏和流传，绘画也逐渐走向了文人的自觉。
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因为此时人物画逐渐趋于成熟，并涌现出一批各具风范的名家：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南齐的张僧繇、北齐的杨子华和曹仲达等就是其典型代表。他们的绘画题材范围广泛，内容形象生动，灵活多变；其绘画表现能力有大大提高，由简略变为精微，造型准确，注意传神，甚至六法备赅；绘画风格也趋多样，名家各具个人特色。此时的人物画，以顾恺之成就最大，他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的著名画家，而且在人物画的创作方面有不少的创新，他善于捕捉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在绘画理论方面，他还最先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观点。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虽然这些都是后世摹本，但可作为探讨他的艺术成就的参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单独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山水画也已经出现并盛行开来。如顾恺之画《庐山图》、戴逵画《吴中溪山邑居图》等。虽然此时山水画在置陈布势和形态体貌还是很幼稚，被后世讥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山峦“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树石“则若伸臂布指”。绘画技法也还比较粗糙，但是专门表现自然之美的山川画的出现表明山水画已经形成了独立画科。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书画鉴赏、收藏的风气。而且在绘画的创作理论总结、作品的评论上，较之前代再不是只言片语，而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了专门的著述，这些都为后世绘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丰富多彩的石窟壁画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中亚与中国中原地区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经久不衰的文化交流之路。佛教就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国的。佛教的造像艺术非常发达，其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开凿了很多石窟，形成了独特的石窟艺术。同时，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大建寺庙，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
顺着佛教传来的路径，流传下来的代表性石窟，主要有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它们如丝绸之路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这些石窟中都有非常丰富生动的宗教壁画，造成了浓郁感人的宗教氛围。这些为弘扬佛法、布施祈福、积修功德而绘制的壁画，既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印度，以至伊朗、希腊等国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些情景。这些石窟壁画也显示出，从西往东越来越深入内地，以及随着岁月的推移，佛像造型便越多带上中华民族审美观念的痕迹，更多带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身体特征。而且，新疆作为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中原的一道门户，早期壁画形象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绘画艺术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新疆石窟的壁画也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敦煌莫高窟始凿于公元366年或更早，之后一直到元代，都有建造，现存洞窟570余个，壁画6万余平米。早期北魏、西魏的壁画内容以佛祖和其本生故事为主，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曲折的情节安排得非常严密。和新疆早期壁画不同，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在形式技巧上，更多地具有了中原地区的风格，可明显地看到对汉代壁画的继承。此外麦积山石窟等处也存有不少这一时期的壁画。
由于当时统治者也非常提倡佛教，因此中原地区的文人也有喜好佛教画的，顾恺之就是典型的代表，其宗教壁画的代表作《维摩诘图》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宗教画的兴盛对人物画的成熟也有一定的影响。
3.崇尚韵度的书法
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大部分处于战乱不已、分裂割据的状态，但正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书法的笔墨线条成为文人学士们遣兴抒怀的载体，从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称为书法艺术史上一个光前裕后、流派纷呈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楷、行、草、隶各体作为书法艺术形式而渐次定型，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风格多样而臻于成熟精美，特别是晋代出现了彪炳于书法史册的“书圣”王羲之与“小圣”王献之，被后人尊为“唐诗晋字汉文章”，可见魏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乃至文化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国时的书法以魏、吴两国较为突出。魏国有大书法家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官至太傅，因此人称“钟太傅”。他擅长各种体书，尤以楷书见长，被后代奉为“楷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钟繇的楷书笔法遒媚，结构朴茂，出于自然，多有异趣，开创了由隶入楷的书法艺术新貌。钟繇的书法真迹已经不见流传，其代表作品有《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等。
晋代的精神风尚对其书法艺术的特征有很大的影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艺术风神疏逸、姿致萧朗，达到了一种蕴秀简静、自然洒脱的审美境界，后人称赞晋代书法“韵胜”“度高”，是很有道理的。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时代风尚。王羲之（约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其父亲就是一位书法家。王羲之先后师从多位名师学习书法，他善于思考创新，汇聚各家所长而改变了汉魏以来质朴雄浑的书风，形成了妍美秀逸、韵胜度高的晋书格调。
他的书法运笔丰盈多变而又含蓄温婉，气势稳健洒脱而安逸平和，笔画线条变化丰富，运笔轻重快慢自然和谐，字体结构疏密有致，章法虚实分布、浑然一体，总体上达到了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其代表作品流传颇多，其中尤以《兰亭序》为著名，该帖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极典型地体现了晋代书法的美学特征。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不拘成法而自成风貌，其书法潇洒奔放，神采飞扬，颇具气势力度，与其父合称“二王”。
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就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来讲，又形成了以魏碑为代表的新高潮。魏碑的书法风格独特，它在汉隶的基础上演变，笔法厚重刚健，结构宽博严谨，气度高逸宕放，具有鲜明的美学标志。魏碑虽然在运笔、结构上带有一定的隶书特征，但它运笔迅起疾收、点画峻利，总体感觉内圆外方、外刚内柔，其结构则严谨紧密而纵横奇崛，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书体历史性的转折，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高峰，也为唐代及其以后的书法发展创造了雄厚的基础。
南北朝时的书法家灿若群星，南方的羊欣（370～442）是王献之的入室弟子，深得王献之神韵而以瘦劲为个性，当时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言。此外还有齐代的王僧虔、陈代的智永等。魏碑则大多出于无名氏之手，有名的传世书法家则以郑道昭为代表，其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广博，气魄雄伟。
4.步入辉煌的佛教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统治者对佛道教的大力提倡，宗教的繁荣带动了寺庙建设和宗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的雕塑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和佛教造像的繁荣为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增加了活力，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也更加成熟。除了佛教雕塑之外，以墓葬为主的传统雕塑也走向了繁荣。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就是南北朝时期开始开凿的，石窟内有大量的佛像雕塑，或是石雕，或是木雕，或是泥塑，或是铸铜等，使得佛像雕塑成为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体。石窟艺术在中国雕塑中很有代表性，如东晋时期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东晋人戴逵就非常擅长雕刻和铸造佛像，
他在建康瓦棺寺所作的5躯佛像，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图》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玉像被称为“瓦棺寺三绝”。这个时期的雕塑特点是比较注重具体细节的刻画，雕塑技法更加纯熟。虽然由于雕塑形象和题材大都为宗教题材，形象具有神化倾向和夸张的特征，但雕塑题材的单一化也促进了大量精品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佛教雕塑来自印度，而印度佛像属于“犍陀罗艺术”，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外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窟艺术大多已经是被融合了的中国化佛教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的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雕像不多，多为陪葬的明器，多是砖雕艺术，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南北朝时
期，墓前雕像的风俗逐渐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多是理想化的吉祥造型——“麒麟”，多为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
5.交融荟萃的乐舞和优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迁徙杂居和北方人大批南迁，文化交流频繁，出现了各民族乐舞的大交流时代。这一时期，随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内迁，大量西域乐舞传入中原，如影响颇大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乐舞，大约是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入中原的。由于其欢快的调子、鲜明的节奏，非常适于伴奏舞蹈，深受人们欢迎，因而北周和隋唐时代的许多舞曲都加以采用。其他如天竺（今印度）、高丽（今朝鲜半岛）等地的乐舞，也是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
而与此同时，随着北方人的南迁，原属北方的歌舞也传到了南方，南朝统治者偏安一方，政治上没有进取心，而都崇尚歌舞乐曲，过着歌舞升平的腐化生活。这一时期的文人也消极遁世，崇尚清谈，提倡及时行乐，他们养有大批家妓，歌舞艺术成为他们享乐的内容之一，因此大量的民间歌舞被宫廷贵族采用。南朝盛行的《清商乐》，就是汉朝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流传在汉族地区的音乐和舞蹈。随着时代发展，《清商乐》的内容逐渐扩大，它包括了北方的许多民间歌曲、乐曲和配合舞蹈表演的舞曲、舞歌，如汉代的《巴渝舞》、《公莫舞》、三国时吴国江南地区的《拂舞》、晋朝的《明君舞》等。
南朝除盛行《清商乐》外，随着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北方的“胡乐”“胡舞”也不断传到南方。陈后主甚至专门派遣宫女到北方去学习箫鼓。这都是南朝、北朝乐舞互相交流的明证。魏晋人崇尚清谈，善思辨，褒衣博带，手执尘尾扇是当时士大夫常见的装扮。“尘（古体字为塵）”是领队的大鹿，士大夫手执尘尾或尘尾扇作清谈，含有“领袖群伦”之意。他们喜爱轻盈飘逸、抒情宛转之美，常怀有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舞风。西晋大富豪石崇就在洛阳建有金谷园，养蓄众多舞伎，整天歌舞不绝，石崇还自己编创《明君舞》令舞伎表演，供其享乐。
早在先秦时期，就从巫祭歌舞里分化出了女乐，后来又因为日常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职业性的“优”。秦汉以来，又在女乐和优人的歌舞表演中逐渐产生了初级的戏剧形态。优人通过表演来娱人，表演的内容以戏弄调笑和歌舞为主。汉代优戏被归入散乐，最初名角抵戏，后来又发展为百戏。百戏继承了角抵戏中假形扮饰的传统，把吉兽祥禽、仙女神人统统拉在一起，共同表现一个五彩缤纷、飘忽迷离的神话境界，增添了百戏演出的神秘色彩和戏剧性。
百戏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具有一定的故事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表演形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歌舞小戏，诸如“代面”“钵头”“踏摇娘”等；二是“参军戏”，犹似今天的化妆相声表演。这些小型表演形式，或是表现英雄威猛的壮烈场面，或是传达弱女子遭受欺凌的惨况，或是讽刺社会弊端，各具特色，有预定情节，有角色扮演，可称为中国戏曲的原始形态。所以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戏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第五章
风云变幻的对外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战乱频繁，并没有影响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一段时期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中外交流都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在西北陆路上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主，各国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等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汉代开创的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使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随着对西北地区的治理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为后世中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求得发展，大多与外国有一定交往；与此同时，海上及陆路的交通条件也有所改善，因而同样创造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辉煌时代。
东汉以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经历了空前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变迁，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文化争奇斗艳、各种文明相互交融，随着北方民族南迁入主中原和沟通中亚各国的西域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频繁，域外文明也乘势向中原地区席卷而来，呈现出一个以宗教文化为主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也更加频繁。
这一时期，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先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东晋高僧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先驱，也是沿丝绸之路历游了中亚、南亚诸国，又从海路回到国内的第一人。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今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佛教在中国取得一定的发展之后，又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再由高句丽传入新罗，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使佛教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除此之外，在海路方面，主要是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先后遣使到扶南(今柬埔寨)等地，而南亚僧人也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可见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东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沟通中外文明的草原民族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北方和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其中突厥、柔然和鲜卑三个民族贡献尤为突出。它们东与中原沟通，西与中亚各国相邻，在沟通黄河流域和域外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鲜卑发源于中国东北，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同化融合趋势渐强，尤其鲜卑族北魏政权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极力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族名门大姓结合。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鲜卑再从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变为中原地区汉化政权的过程中，成为输入西域文化的一支骨干力量。
继鲜卑之后，柔然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中西交通的干线。柔然是5～6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辫发左衽，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无文字，以刻木记事。其势力最盛时，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东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库莫奚，与契丹为邻，西边远达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柔然于北魏天兴五年（402）建国之后，在西方与中亚的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不断战争，在东方则先后与北燕和后秦等相互和亲，赠送马匹，还经过吐谷浑，与南朝的宋、齐、梁通好，在北方则一度成为北魏北面的严重威胁。在时战时和的交流中，柔然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
历史进入6世纪，草原帝国风云变幻，柔然内讧，北魏分裂，而突厥则继之而起。“突厥”意为“最成熟的兴旺之时”，突厥人属于中亚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文字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拼写，它们开创了古代北方民族创造文字之先河，可见其文明程度之高。突厥人有发达的冶铁技术，但以游牧经济为主。公元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了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由于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突厥汗国在整个中亚和东南欧洲的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在西方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关系密切；而在东亚，它又利用北周和北齐之间的矛盾，时而与北周联合，时而又支持北齐，与北方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也成为亚欧大陆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桥梁。
2.通往拜占庭之路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这条蜿蜒漫长的河西古道西通西域各少数民族乃至中亚东欧，东达中国中原王朝，在悠扬而顾忌的驼铃声中，伴着黄沙书写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历史。曹魏继东汉统治西域之后，在汉代原有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以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在到达新疆地区之后，一分为三：南道可以直通大月氏；中道可以抵达安息，就是汉代开辟的北道；而新开辟的北道则从玉门关开始转而向西北，沿天山北麓一直西行，可以到达乌孙、奄蔡、康居等国。
曹魏时期新北道的开辟，打开了中国通向拜占庭的道路。奄蔡北部与黑海北部相接，南部则与罗马帝国控制下的亚美尼亚接壤，因此商队既可以从奄蔡北部渡过黑海到达拜占庭，也可以从奄蔡南部越过高加索山脉与罗马帝国相通。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者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他迁新都至拜占庭，并以其名改称拜占庭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作为新都城，比旧都罗马城更靠近中国，大大缩短了罗马帝国都城与中国之间的距离，方便了双方的交流。
罗马帝国新建都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域各族，各族政权纷纷向西进行沟通联络。东晋王朝更是与拜占庭建立了正式的交往关系，在晋穆帝时拜占庭使者曾到达长江流域，晋哀帝时也派使者前往拜占庭，双方一度建立了丝绸等物品的贸易关系。北魏时期，拜占庭与北方政权的关系也很密切，不仅在北方的草原陆路有频繁的定期贸易，而且南方的海路上，绕过波斯建立了贸易关系。罗马帝国非常喜欢中国的丝绸，但是双方的贸易受到了波斯的阻挠，为此，拜占庭还一度与波斯展开了拉锯战。
波斯作为亚欧丝绸交易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与中国也早已建立了贸易关系。5世纪40年代北魏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则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史籍中有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使臣来北魏的记载。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逐渐传到了于阗、龟兹乃至波斯地区，到5世纪中叶，波斯已经能制造丝绸了。此后不久，拜占庭也学会了养蚕缫丝织绸，成为欧洲第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
交流总是双方的，这一时期频繁的交往中，罗马、波斯等地区的很多技术和特产业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中国，如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等，都是这一时期外域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见证。罗马的玻璃制品也成了中国的畅销货，大江南北都有不少来自罗马的玻璃制品，对中国的玻璃制造业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3.与南亚地区的密切交流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三国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开辟，中国同南亚各国的联系加强了。孙吴时期，曾派遣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康泰和朱应还专门撰述自己的出使经历，分别写出《外国传》和《扶南传》，记叙这些国家的情况。而当时的南亚诸国，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仰慕之情，他们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来。据记载，这时期，扶南遣使来中国就有三十多次。
这时，越南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越南的林邑是中国和西方、南海诸国商使往来常经之路。林邑与南朝也有密切联系。经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老挝；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越南；这些技术很快在南亚诸国推广开来，对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越南的琉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与罗马传来的技术一起，使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佛教在大江南北的广泛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域僧人来中国弘扬佛法，佛教文化的交流一度成为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尤其是在中国与印度的交往中更是如此。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对中国的僧侣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因此双方的僧侣往来达到了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印度等国僧侣来中国传教、译经的有七十多人。中国僧侣到印度等国取经
的近七十人。他们多是学问僧，对中国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其中贡献较大的是中国名僧法显。
法显是东晋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俗姓龚。他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大戒。为求取佛律，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越葱岭，经过今阿富汗到达了印度。他游历了印度各地，到过释迦牟尼诞生地迦维罗卫城（今在尼泊尔境内），在回国途中又到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耶婆提国（今印尼的苏门答腊）。法显西行取经前后经历了14年。回国后，他翻译了带回的大量佛经；又著《佛国记》（或称《法显传》），记述了古代中亚、印度、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他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4.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频繁往来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相接，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交往源远流长。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分为三个国家，北边是高句丽，西边是百济，东边是新罗。这三个国家同中国的南北政权都保持经常性的来往。南朝的宋、梁时期，还应百济的请求，曾把一些佛教经义、儒家文化并僧人、学者和工匠、画师等赠给百济。由于互相往来密切，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以及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语言也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能用汉文写作。与此同时，新罗的一些乐器也传进中国。
三国以后，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逐渐频繁。魏景初二年（238），邪马台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难升米等人来洛阳，此后双方不仅有频繁的官方交流，而且直到西晋时期，民间交流也非常密切。南北朝时期，日本又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与南北方的各个政权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
在当时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流中，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成为主要内容。百济不仅是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基地，而且也是向东边的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桥梁。中国的儒家文化及其经典、佛教以及汉文佛经等都是通过百济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如《论语》、《千字文》、《毛诗》等传统文化经典，在传入之后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汉字还一度成为日本的书写文字，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传播作用。佛教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历史环境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到12世纪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
除了儒家文化和佛教等学术和宗教文化的交流之外，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物质文化交流也非常丰富。早在4世纪下半叶，日本就不断地从朝鲜半岛获得铁矿石和铁制工具、兵器等，通过朝鲜半岛吸收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中国不少纺织工、养蚕和缫丝能手、裁缝师、陶工以及厨师等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技术。雄略天皇时期，日本派人来扬州、南京等地学习了汉民族的纺织技术，对日本的纺织、印染、缝纫技术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南朝梁代著名的雕塑家司马达移居日本后，努力创造佛教艺术，成为日本佛教雕刻艺术的鼻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鞍作派雕塑，其子孙也在日本佛教艺术史上成就非凡，大放异彩。
第六章
多姿多彩的社会风尚
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时间远多于安定统一，时代造就生活、影响生活，一方面，南北文化、生活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形成了迥异的风格；另一方面，南北文化激烈碰撞、交互影响，形成一个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隐逸后的闲情雅趣与沙场上的侠义豪情并存，巾帼须眉英姿飒爽。穿衣、吃饭不仅是为了御寒与果腹，而是身份与地位的标识；褒衣博带，广袖翩翩，南北饮食各有其妙，节令习俗更是多姿多彩……
1.名士与魏晋风度
一提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了解历史的人们在想到动乱的同时，也会想到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门阀士族和等级制度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而名士则是这种时代特征的缩影。这一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乱不安，即便没有沙场上的短兵相接，也有上层统治集团权力之争的森森杀气。这种时代基调与士人的政治困境相结合，无疑使文人染上了一层深沉的悲剧的色彩。
这一时期，许多上层知识分子往往会莫名其妙地遭遇杀身之祸。豪门世族高高在上，寒门庶族唯唯诺诺，宗族血统使他们境遇截然不同。文人知识分子朝不保夕，个人的才学能力不名一文，在极度的悲愤和压抑中，汉代高度集权政治下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堤坝被冲开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了思想的开放、自由和活跃。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张扬个性，放荡不羁，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宣泄不满，争奇斗艳。
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何晏、王弼的哲学思辨，三曹、嵇、阮的文艺自觉，钟、卫、二王的书法创新……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中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以建安七子、正始名流、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表现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典型的文人气质。他们处变不惊、镇静自若，旷达傲世、任率自然，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超入玄心、表里
澄澈，一往情深、天然风流。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7人，以清流自居，常置酒竹林，谈天说地，藐视一切，时人称为“竹林七贤”，是魏晋名士风度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压抑中的宣泄和释放，魏晋名士的思想还是非常矛盾的。他们虽追求隐逸，不谈政治，释放自我，但是却耐不住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文字之间无不流露着对专制主义政权的反抗。他们寄情于山林河川之中，却抱负于文章学问之间，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讥讽中描绘着自己的人生社会理想，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出色的文艺精品。
2.侠义与尚武
动荡的社会无疑会增加人们的不安感，因此人人希望自保。东汉后期以来，国家朝纲混乱，政治昏暗，土地大量兼并，豪强势力膨胀，苛捐杂税沉重，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失去土地和生存能力的农民。他们背井离乡，生存无着，只好铤而走险，先后举行了多次流民起义。此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动乱。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强悍有力者纷纷出而自保。他们有的从自保开始，逐渐成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有的成为保乡护邻、甘当重任的豪杰，有的则干脆铤而走险沦为强盗，使这个时期动荡的社会染上了一层侠义气息。
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一批权贵和豪强地主收编了社会上的流民侠客，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因此羽翼渐丰，开始不受中央政府的制约。这些权贵也是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来的乱世英雄，他们和他们的私人武装一样，身上都闪现着侠客的影子，可以称他们为公族豪侠。如镇压过黄巾军起义，后官至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的朱俊，性情刚直，轻财好义；河内太守王匡，乐善好施，以任侠闻名；董卓性情粗野，尽与羌中豪杰交往。在混战中渐成气候并最后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有侠客气质和任侠的经历。至于像鲁肃、徐庶、典韦、张邈等豪杰，更是不计其数。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侠客的活动更见频繁。
无武不成侠，侠客们或者没有绝世武功，但他们免不了以手脚刀剑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少数民族众多，不仅受其民族剽悍刚猛性格的影响，而且战乱纷繁的社会中，“武”本身就成了一种看家的本领，因此与侠义气质相对应。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尚武的时代，北方地区尤其如此。
儒家虽然不尚武，但他们也讲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时的侠客，或抗击外族入侵，或看不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或劫富济贫、扶贫济弱，总之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因此，这一时期，关于侠义和尚武的文学作品也多了起来，以诗歌歌颂侠义形象和侠客精神成为一种时代的创作。以七步诗闻名的诗人曹植写出了著名的《游侠篇》，栩栩如生地塑造了“狡放过猴猿，勇剽若豹猁”的游侠形象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精神，成为第一次完整地描述边塞游侠形象的文学作品。当时逐渐兴起的志怪小说中，也把游侠作为了重要的题材，大加歌颂赞扬。继南北朝之后，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写就了著名的《侠客行》，把这种侠客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这一名句，成为后世游侠追求的理想。
3.妇女的个性自由
汉末以来，传统道德规范在动荡和战乱中失去了束缚力，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追求人生的快乐、感情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不但男子，妇女也往往逾矩不驯。干宝《晋纪·总论》说，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干宝虽然意在批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风气，说明这个时期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自由的，其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另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南迁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相融合，其民族特色和社会风俗对汉族妇女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游牧民族一方面由于脱离原始社会的时间比较晚，母系氏族的社会风气比较浓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很少受礼法的约束，因此他们在婚姻上“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礼”，生活上也以母亲为重心，仍然存在有母权制的遗风。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些特色被他们带到中原地区后，对汉族女子冲破儒家礼法束缚起到了鼓励和引导作用，尤其是北魏作为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更是影响了一代社会风气。文明太后和灵太后正是这种社会风气中产生的政治人物。她们临朝听政，控制大权，厉行改革，对北魏朝政深有影响。
这种妇女解放的风气也影响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曹魏时期陈留太守夏侯惇在举荐卫臻时，就曾让妇女出席宴会；西晋之际，世族妇女交友盛行，她们结伴而行，招摇过市，嬉笑打骂，毫不顾忌；她们登高游耍，管弦歌乐，游寺逛庙，无所拘束。下层社会妇女虽然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但她们在爱情和婚姻上也是比较开放自由的，她们不以追求爱情为羞，不以离婚改嫁为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在穿衣打扮等方面也是非常讲究的，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就给我们描述了当时一般仕女的风姿。她们体态自然潇洒，清新可人，即无矫揉造作傲气凌人，也不卑微下贱纤弱顺从。当时社会中，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史书中甚至有“怕老婆”的事例记载，甚至有“河北人士，多由内政”的说法。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女才子也不在少数，如大诗人蔡琰、大书法家卫铄，以至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花木兰等，都是这一时期妇女形象的典型代表。
4.南北饮食与褒衣博带
中国疆域辽阔，南北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各地物产也各具特色，因此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俗。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口迁徙频繁，规模庞大，不仅北方人大举南迁，草原少数民族也大规模内迁。所有这些，都使各地的饮食风格和习俗相互交融，既各呈其妙，又互相吸收，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的饮食内容。
魏晋时期鲜明严格的等级观念也表现在饮食上，上层统治者和世族贵族锦衣玉食，饮食以珍稀豪奢为尚，在饮食上下足了功夫。史书记载西晋丞相何曾日食万钱，还口口声声抱怨无处下箸，即没有什么好吃的；世族豪门十分讲究饮食，动辄四方珍异，水陆珍稀，对烹饪方法也非常讲究，甚至把懂不懂吃饭穿衣作为衡量身份品第的标准之一。前秦苻朗（苻坚的侄子）在投奔东晋之后，就因为善于品尝美食而享誉江东。当时的不少豪门大族都是美食专家，在日食万金的同时也细细品味饮食之道，撰写了不少的专门书籍，如何曾的《食疏》、崔浩的《食经叙》等。
作为普通百姓，其日常饮食主要以素食为主。西晋潘岳《闲居赋》记载：“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说明他们平时都是以素食为主，只有过年节时才吃些肉类，可见肉食还是比较稀少的。但是总体上来看，北方肉食多为走兽飞禽类，而南方肉食多为水产，如鱼虾螃蟹等。
从饮食种类上看，这一时期还是比较丰富的。主食主要有麦饭、粟饭、稻米饭以及面饼等。其中麦饭一般在饥荒或者军队中常见，说明它是一种应急的粗粮。粟饭就是小米饭，是当时北方社会比较普遍的主食之一。因为气候条件不同，南方产稻，北方产麦，所以南方主要是稻米，视粟饭为粗粮，北方则以面食为主，粟饭也比较常见。除主食之外，各种羹汤粥煲也比较丰富，南方人尤为擅长。上述饮食专著中有很多关于各种羹汤及其做法的详细记载，如猪蹄酸羹、酸羹、胡羹、胡麻羹、瓠叶羹、鸡羹、笋鸭羹、脍鱼莼、醋菹鹅鸭羹、菰菌鱼羹等五花八门，说明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制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讲究了。在饮品方面，除了传统的茶之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饮各种酪浆的情况比较普遍，这可能是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饮食影响之故。
中国被赞誉为东方礼仪之邦，这是对自古以来各种生活礼节的肯定。魏晋时期社会等级分明，衣服穿戴更成为身份地位的外在象征。穿衣不仅仅是为了御寒防冻，而且也有审美需求和阶层标识。
当时社会对各阶层的穿衣有相当严格的标准化规定。如南朝宋代的法令就说：织成的衣帽、锦帐、纯金银器皿等都是帝王后妃的专用品，即便王公大臣也不得使用；三品以下的官员不得使用珍珠翡翠作为配饰；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绫罗绸缎，佩带金银饰物；八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着罗纨等做成的衣物；骑士百工不得乘犊车，配银饰，鞋的颜色不能用绿、青、白之外的颜色；最下等的奴婢等只能穿青色。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对服饰的规定都是分等级的，因为服饰可以象征身份尊卑，三国两晋南北朝鲜明的等级划分在服饰上就有这些最直观的体现。
在服饰的种类和款式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主要继承了秦汉时代，但是由于受这一时期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也有了一些创新和变化。如帽子作为古代男子重要的服饰组成部分，在秦汉时主要有冕冠、长冠、委貌冠、爵弁、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等，魏晋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品种款式，如白纱帽、乌纱帽，笼冠、合欢帽等。其中白纱帽只有皇帝能戴，乌纱帽则是士庶官员戴的。
在魏晋玄学风气的影响下，穿衣风格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文人大多穿大袖宽衫，虽然式样比较质朴，但却毫无约束之感，所谓“褒衣博带，广袖翩翩”。在色彩上也崇尚清新淡雅，以素为主，非常符合当时的隐逸气质。这一时期女子服饰也盛行宽衣大袖，裙摆依依，而且受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影响，服饰的细节装饰比较精细，服装式样也由上长下短变成了“上俭下丰”，总体上体现出一个自由放达的时代特征。
5.节令习俗
节令习俗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和组成部分，中国人过节的习俗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各个不同的节日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意蕴。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节令习俗也是各有其时代特色的。古代的节令概念与我们今天的“节日”是有区别的。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古代的传统节令都是与岁时节气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有“四时”“八节”之称。在不同的季节和节气，人们举行不同的仪式和庆祝活动，每年周而复始，长期以来就将这些活动固定在某一天，从而形成了固定的传统节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节日种类已经比较多，内容也非常丰富。
元日为阴历正月初一，所以又称为“元正”“正旦”。元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年此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欢庆活动。皇宫朝廷以元日朝会为主，在元日之前，朝廷事先要在端门外为王公大臣们准备好简易座位，并在宫殿前准备好乐队。群臣到齐后，宫廷的庆祝活动也就开始了。其时管弦齐奏，瑟鼓齐鸣，皇帝放下了昔日的威严，和蔼地接受百官伏拜。之后大家依次进酒祝贺，然后群臣开宴畅饮。正月初一这一天，民间以家族为单位举行类似的活动。人们闻鸡鸣起身，男女老幼穿戴一新，以辈分和年龄为序一次次拜贺，然后一起饮椒柏酒和桃汤，但是饮酒的次序则是先幼后长，取新年贺新人，寄希望之意。“爆竹声声辞旧岁”，燃放爆竹、燃草的习俗在这个时期也已经非常兴盛了，响亮的爆竹声不仅渲染了民间节日的喜庆气氛，也希望借此驱走恶魔，整岁平安幸福。
正月初七被称为“人日”，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魏晋时人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如果说元日为一元复始，那么人日就是生活的万象更新了，专门为人自己独设一个节日，同样是图个吉利，讨个欢心。
正月是一年中节日最多的月份，人日过后不久，正月十五又到来了，不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正月十五还没有形成现代元宵节赏花灯的习俗，而是一些祠门祭户、祭蚕神、迎紫姑等迎神祭鬼之类的活动。此外正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人们泛舟临水、洗衣驱邪的日子，只不过后世游山玩水的意味更加浓烈了而已。
除了正月的活动之外，一年四季其他的主要节日还有三月三，这是把以前的上巳节固定在了农历三月初三，也是一个流水清清、祓灾驱邪的节日。但是受魏晋南北朝玄学和老庄隐逸思想的影响，人们多利用大好春光放情山水，登山畅怀，也是另外一番景象。此外，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也有赛龙舟、吃粽子等传统习俗；七月初七“七夕节”，白天曝晒衣物和书籍、晚上“守夜”期待牛郎织女约会，是一个浪漫的节日；九月九日重阳节，秋高气爽、登高望远，也是较为隆重的节日；年复一年，岁复一岁，年终的除夕节作为“岁暮”“岁除”，人们纷纷除旧布新、驱邪避厉，准备丰盛的菜肴，迎接新的一年，祈祷新一年的平安健康，因而充满了祥和之情。
雪峰皑皑，群山巍峨，河川蜿蜒，平原辽阔，大自然的恩赐，让中华民族拥有无与伦比的大好河山。在这片沃土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明。
考古发现的20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经证实，华夏的先民在这片沃土上早已展现出自己的风姿，虽如星星之火，却是划破文明长夜的璀璨光芒。仰韶、龙山、红山、良渚……向人们揭示着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的辉煌，玉器、陶器、石器等在先民的手中散发出宗教之光、科技之光、艺术之光，奠定了华夏文明蓬勃发展的始基。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尧禅舜让，禹封启继，划时代的变革将神话和现实悄然撕裂，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此拉开帷幕。二里头展露了夏王朝的冰山一角，殷墟揭开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片片甲骨记载着一个王朝的历史，尊尊鼎彝昭示着一个王朝的变迁。武王伐纣，封建以为藩篱；周公制礼，教化以为根本。平王东迁，五霸的更迭成为时代标志。三家分晋，七雄的霸业在铁血中诞生。这是一个战乱仍频的时代，这更是一个中华文明喷薄而出的时代。
六王毕，四海一，书同文，车同轨，这是秦皇的丰功伟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扫匈奴，西开新域，这是汉帝的奇勋大业。三国鼎峙，南北分割，说不尽的文韬武略，看不厌的魏晋风流。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隋虽短暂，却开启了唐的辉煌，天可汗的威名传扬四海，丝路上胡商来往络绎不绝，典籍中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统一是如此的短暂，战乱旋即接踵而来。五代十国结束了盛唐的辉煌，宋、辽、西夏、金在对峙中变迁，大漠草原孕育出别样的英雄，长江黄河依旧映照着诗意的月光。蒙古的铁骑踏破了欧亚分疆，大明的衣冠讲述着帝国兴衰。康乾盛世如昙花一现，近代的屈辱让中华民族浴血重生。
从夏商周时代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文明史。五千年的风雨历程，让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永不能忘的历史，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看得见的中国史》的根本出发点。
《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共14册，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清朝灭亡。着眼于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化和文明结晶，以独特的视角全面深入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紧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与“魂”。
通俗流畅的文字叙述，让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个瞬间清晰可见。《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从编辑体例角度来说，摆脱了市面上历史读物单纯讲故事的单调体例，而是以基本史实为基点，将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分门别类地予以展示。同时以附录的形式，将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考古发现和思想文化等内容着重予以介绍。全书内容有教科书式的严谨，却没有教科书式的死板生硬，将深厚的理论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讲述出来是该系列丛书的一大特色。
历史遗留的工具、器具、用品、用具、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古代工程和城池等图片素材，则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够被真实地复原与再现。书中这些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内各大博物馆以及英国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日本东京美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精品图片，与文字内容完美结合，向读者多维展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协和、穷极造化”的无穷创造力和智慧结晶。书中所涉及的图片均尽量予以详细说明，使之和正文内容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书中插图尽量避免生搬硬套，让图片真正起到使得历史真正能够“看得见”的作用，这是该系列丛书的另一显著特色。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部真正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历史通俗读物！
第一章
动荡纷争四百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由割据产生分裂，数十个政权辗转更替，历史过程一波三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变幻莫测的战争形势、机敏多变的用兵策略等，都在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社会等级结构空前加强，士族门阀制度达到极盛，形成了士庶等级分明的特有生活方式。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大高潮。
1.三国鼎立竞风华
黄巾大起义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它不仅是备受煎熬的民众愤怒情绪的一次大释放，也揭开了割据政权的大混战。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宦官与权臣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公开化，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虽然通过武力在京城拥兵自重，却引来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
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奠定了其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赤壁之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刘虽联合对付曹操，但二者也是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滑进了英雄人物竞风华的三国时代。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后，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与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时任司隶校尉的袁绍联手，并联络凉州军阀董卓，欲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所察觉。此后，先是宦官段珪等率先下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余人又被袁绍所杀。这场激烈的争夺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却率3000精兵开进了洛阳，他吞并何进旧部，实力很快壮大，开始拥兵擅政。
九月，董卓先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是为献帝，董卓自任太尉兼前将军。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掳掠财物，奸淫妇女，以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官僚也感觉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190）初，关东州郡共推袁绍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关东联军势盛，便挟持献帝退往长安，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终于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旧部进行了大规模报复，但其余党很快又被其他割据势力所消灭。
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实力集团纷纷借机扩大自己势力，因而此次讨伐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为盟主，但此前他只辖有渤海一郡，他便利用自己的盟主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扩充势力，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青州等，很快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忠于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西）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将据有南阳的袁术逐至淮北，两次进攻徐州，并一度将据有兖州的吕布逐至徐州。兴平二年（195）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此地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割据群雄的势力基础。
∷挟天子以令诸侯
袁绍、曹操两大势力的迅速崛起，使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逐渐由多级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并四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比曹操强盛，但是曹操却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196）七月，曹操抵达残破不堪的洛阳，谋臣荀彧向他提出了三条重要建议：“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遂采纳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以汉献帝名义下诏责备袁绍“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随后又下诏给吕布，称赞其平定董卓之乱的功绩，令其与曹操共辅朝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各地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奠定了基础。
一山不容二虎，袁绍与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兵刃相向。建安四年（199）六月，袁绍选精兵十万，开始南进，曹操也驻兵官渡，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为大本营，曹操也进一步加紧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相持一年多，最后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辉煌的一页。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于建安七年（202）因兵败忧郁而死，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
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社会秩序，加快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振军备武装，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三国鼎立分天下
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割据政权的战争也势在必发了。
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最大的对手袁绍，但南方还有几支强大的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刘备等。
建安十二年（207）七月，在经过一段时间休整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此时病死，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嗣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下投降了曹操，其他部众则多数追随了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同前来荆州探察局势的孙权部下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
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停止南下，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于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因长居于北方而不习水战，并且军队中瘟疫流行，因而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仅占有地理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而指挥得当，因而孙刘联军最终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
曹操虽然败北，但是他也占据了军事重镇樊城，并非一无所获；孙权因占有了荆州东部等地而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刘备则获益尤多，因为此战也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其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赤壁一战，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也逐渐呈现出了各有千秋的画面。
picture
陶船·东汉
这件陶船船首有碇，用于船只的停泊。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它不同于近代的舵，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但比梢短，比一般河船的舵则长些。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之例。陶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真船可长达14米?15米，载量约有“五百斛以上”。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6组矛和盾，说明这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的模型。
∷曹操开创魏国霸业
赤壁之败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他深知此时尚难以战胜强大起来的刘备与颇有实力的孙权集团，于是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对他若即若离、拥兵自重的关中张鲁集团，于建安十六年（211）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
追随了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同前来荆州探察局势的孙权部下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
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停止南下，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于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因长居于北方而不习水战，并且军队中瘟疫流行，因而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仅占有地理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而指挥得当，因而孙刘联军最终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
曹操虽然败北，但是他也占据了军事重镇樊城，并非一无所获；孙权因占有了荆州东部等地而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刘备则获益尤多，因为此战也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其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赤壁一战，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也逐渐呈现出了各有千秋的画面。
∷曹操开创魏国霸业
赤壁之败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他深知此时尚难以战胜强大起来的刘备与颇有实力的孙权集团，于是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对他若即若离、拥兵自重的关中张鲁集团，于建安十六年（211）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十八年（213）再次南下攻打孙权，无奈没有收获。
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死在洛阳，同年十月，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而登基称帝，建立了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从而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了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
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汉政权，并开创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与曹操的雄才大略有很大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因而团结了一大批俊杰，这些人才不仅对他在北方的崛起和建立霸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其后魏国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对魏晋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曹操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北方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饱尝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使魏国能在三国中占有相对优势。
∷刘备建蜀汉
刘备是赤壁之战的大赢家。曹操败走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市）、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治今湖南郴县）、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四郡，并在不久之后自领荆州牧，从此站住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式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示友好，但同时也阻挡刘备势力的东进；北方的关中和汉中地区也是曹操夺取的重要目标，因此刘备集团把目标瞄准了西南益州。
益州包括今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也是诸葛亮向刘备提议的可图长久之计的地方。益州本是刘焉的根据地，刘焉死后由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了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于建安十九年（214）六月使刘璋投降自己，夺取了益州地区，并迅速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本为益州一郡的汉中，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地区。但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全据益州，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不过从长远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门户，对整个益州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据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之后，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统为由劝请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也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221）四月正式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第二年便开始东征，意欲攻打孙
权，但是由于指挥不当而遭受重大损失。刘备也因忧愤一病不起，终于在蜀汉章武三年（223）四月病死于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临终前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
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是为后主。刘禅庸碌无为，不谙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均由诸葛亮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关系，因此他立即派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与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西南，但国小民弱，处境艰难。为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以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手解决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七纵七擒降服孟获之举传为历史佳话。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汉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孙权江东立国
孙权18岁时其兄孙策被人刺杀，孙策临终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地图谋发展。赤壁之战时孙权只有26岁，但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争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向西拓展，使孙权立基江东而西望楚荆，江南大部分便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
赤壁之战虽然使交战三方各有所得，但在战后，又围绕荆州的控制权而开展了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还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但此时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
孙权在与刘备争夺荆州时，称藩于曹魏，因此曹魏曾于黄初二年（221）封他为吴王。第二年，孙权大败刘备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便也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施行了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等重大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人以及荆州的蛮族、交州的夷人等，不仅使他们归降于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大规模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到达夷洲，即今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魏晋禅代与西晋的短期统一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多变的动荡时代。经过从黄巾大起义到孙吴建国的近半个世纪的频繁征战之后，魏、蜀、吴三国各自建立政权，三国间相互的制衡和牵制也换来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三国各自为巩固政权，增强实力，先后都在本国内实施了一些发展生产、稳固边疆的措施，在动荡的年代里给凋敝的社会生产提供了发展的宝贵的机会，也让饱尝动乱之苦的人民得到了些许安慰。
但是继曹操、刘备、孙权以及曾经辅佐他们的那些贤士名将相继谢世之后，迅速转入动乱的社会，清晰地证明了他们的后继者是多么的庸碌无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国的稳定随着开创者们的离世而相继结束了，历史再次转回到了纷争和动乱之中。
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开创了魏国霸业，不仅为曹魏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对此后三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生前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也不负其后继者给他太祖武皇帝的尊称。
但是魏国建立不久，政权就开始腐败了。曹魏政权的第一位皇帝曹丕，虽然在镇抚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铲除部分地方豪强大族以及打开西域交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廷内也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皇权的措施，但是他在用人方面却与其父曹操大相径庭。虽然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制度化，但同时，陈群、司马懿、曹真等不为曹操所重视的世家大族却成了曹丕政权的左右手，这种用人上的大变化对曹魏政权尔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黄初七年（226）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重，立其子曹叡为皇太子，并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等4人为辅政大臣，这些人的势力从此不可一世。不久之后，曹丕死，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此时，东吴孙权趁曹魏政权交接之机举兵进攻襄阳；次年，蜀汉也开始了北伐活动。此时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危难之际，司马懿受到重用，战事几乎都由他来主持，而司马懿也借自己的军权和取得的胜利而提高了政治地位。此时的曹魏社会，不仅玄学之风渐盛，朝野清谈盛行，而且风气也渐趋奢靡腐化。景初三年（239）魏明帝病死，立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为帝，以武卫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
此时司马懿已经功勋卓著、权倾朝野，而曹爽则年轻气盛、权重势弱。曹爽好玄学，笼络和接纳了朝野间正在兴起的清谈浮华之士，与司马懿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政变，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事件。此后，司马懿与司马师、
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强一日，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说。而此时，司马氏的篡位也指日可待了。
∷蜀汉与孙吴的相继倾倒
刘备死后，由诸葛亮辅佐无能的刘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在平定了南中之后，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7）春上书刘禅，要求“北定中原”“兴复汉室”，随即进军关中。诸葛亮指挥大军先后进行过6次路线不一的进攻，与曹魏司马懿指挥的军队有多次交锋，互有胜负。在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在渭河两岸对峙，司马懿采取拖延战术，双方还未交战而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也人心涣散，反而陷入了内讧，这次进攻最终无功而返。
诸葛亮死后，蒋琬和费祎先后执掌蜀汉大权，二人采取保守防御政策，使蜀汉维持了短暂的安定。费祎之后姜维执掌了军事大权。姜维力主奉行诸葛亮的军事进攻政策，先后对曹魏陇西一带发动多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些进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却使蜀国元气大耗。而此时的蜀汉国内也因宦官专政、豪强兼并而朝政腐败，日渐虚弱了。蜀汉炎兴元年（263），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则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奋力抵抗，但还是节节败退，当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政局也非常混乱。孙权建国之时，多依靠江东大族，因此难免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坐大分权。孙权晚年，朝廷内部又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并分为了两个派别，以诸葛恪为首的一派支持太子孙和，而将军步骘、大司马全琮等则拥护鲁王孙霸。史称当时“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这无疑给孙吴政权尔后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孙权最终采取不偏不倚、另择新主的方式，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孙亮，结束了皇权之争，但是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诸葛恪为诸葛亮之侄，他主张孙吴积极进取，不能坐以待毙，并对魏军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的做法引起了江东豪族的不满，于是宗室将军孙峻联合皇帝孙亮谋杀了诸葛恪。此后，孙峻兄弟又与皇权发生了冲突，上演了一系列的宫廷斗争。而在孙吴政权内部进行着复杂交错的权利之争的时候，社会经济则日渐凋敝、军队也逐渐废弛，更重要的是司马氏掌控的魏军已经消灭了蜀汉政权，正觊觎着孙吴政权。永安七年（264），孙亮的后继者孙休死，庸庸无为而残暴专横的孙皓继位，此后国内形势更加严峻，大臣将相各图自保，虽然司马氏忙于代魏立晋而没有立即进攻，但孙吴已经难逃灭亡的命运。
∷西晋的短期统一
司马昭灭蜀之后的第二年，便因“卓著”的功勋而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死了，但是自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了曹魏政权。而在孙吴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政权便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易代了。司马昭死后，其长子司马炎继
承了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265）十二月用“禅让”的办法登上了皇帝位，并将魏帝曹奂封作晋陈留王，改元泰始，历史由此转入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方式取代了东汉，而最终又“禅让”于司马氏，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先后确立三省制度、实施宗室封国，并设立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晋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必须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因此大封同姓诸侯宗室，封国分为王、侯两级，并仿照西周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诸王同时担任一方都督，掌控地方军政大权，所以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此后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
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西南地区已经处于西晋统治之下，但是东南的孙吴政权还没有正式归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有禅代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因此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了对孙吴的进攻。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孙吴，采纳征南将军羊祜的建议，对孙吴开展全面进攻，并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也组织了全力抵抗，但已无法力挽狂澜，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于次年三月就逼到了吴都建业（今南京）附近。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了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扬、荆、交、广四州，共43郡300多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流星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
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
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统一、安定、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290），晋武帝死时，诸子尚幼，继位的惠帝司马衷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因此权臣外戚开始争权夺利。以惠帝外祖父杨骏为一派，惠帝皇后贾氏为另一派，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毒辣。武帝死后，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着朝政。贾后则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军事政变，消灭杨氏势力夺取了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玮，独揽朝政，开始专权。
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太子司马遹却聪明英武。司马遹非贾后所生，因而贾后深为畏忌，于永康元年（300）三月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四月，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后党，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则引起了其他割据一方的宗王的不满，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等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自此开始的16年间，西晋政权犹如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拿不了多久，在诸宗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直至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将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东海王立皇太弟司马炽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也就此结束。
贾后专权和八王之乱对西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流民起义也此起彼伏，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
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和羯人石勒以反对民族和阶级压迫而起兵，在八王之乱中得以进一步壮大。他们不断出兵南下，并多次直逼洛阳，对西晋统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到永嘉四年（310），石勒已经攻占了洛阳周边地区，刘聪也对洛阳发动了数次进攻。永嘉五年，司马越病死，刘聪便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怀帝。此后晋人虽然又立愍帝于长安，但已经只是一个西晋灭亡之后残存的符号而已。
3.十六国与东晋的偏安
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内迁形成高潮。到西晋统治时期，史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身为中原腹地的关中地区也是“戎狄居半”。这些少数民族既是为了反对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同时受八王之乱北方各王的支持和拉拢，先后加入不同阵营，使自己的势力进一步强大起来。因此在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先后在北方建立起了近20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民族矛盾尖锐，战乱不断，而他们的政权更替也非常频繁，因此社会动荡不安……
与北方不同，此时的南方地区，乘北方战乱之际琅琊王司马睿在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再次建立起了新的汉族政权。因此，南方的历史进入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人口的南迁，客观上为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南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民族林立十六国
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散居于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西自今青海、甘肃，东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以至辽宁，南到河南，都有少数民族与汉人错居杂处，其中并州、关中一带尤为集中。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民族文化的交融并没有消除民族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的压迫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中积蓄力量，于是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
其中建立最早的是略阳氐族人李特、李雄父子建立的成汉政权和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前赵）政权。李氏是西晋末年略阳、天水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领袖。李特等率领流民进入巴蜀之后，因晋廷逼迫流民迁回原籍、镇压流民而与朝廷发生冲突，于是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十二月，李雄逐走益州刺史罗尚，攻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他的祖父被东汉派去镇压黄巾起义而留居内地。八王之乱时，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建都于离石（今属山西），并于晋永嘉二年（308）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以汉为国号。
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到北魏太延五年（439）灭北凉的136年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383）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为界，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内。
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的狂暴屠杀和劫掠，漫无限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更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不安定。
∷偏安于东南的东晋
西晋末年，许多北方汉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争带来的痛苦，纷纷举族迁往南方。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建武，史称东晋，由此司马氏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是司马懿的后裔，他既有西晋宗王的皇室名分，也利用东南地区权力的真空攫取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因此在西晋灭亡之际的动乱中，他一方面继续在江东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则誓师北伐，拉拢人心，最终在西晋愍帝被杀之后顺利地成为晋政权在南方的代言人。
司马睿虽为司马懿之后，但因其父毫无建树，所以司马睿一支也没有特别的权势。司马睿能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但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东晋是西晋在政治上的延续，流亡江南的西晋门阀士族是其政治基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士族特权制度在东晋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但这在东晋则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史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它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虚弱。但是由于大批北方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这种先进的生产
力与南方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保证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也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淝水之战
北方人民南迁之后，虽然生活相对安稳，但是离开了世代居住生活的北方，他们还是不时地有故乡之思。与此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在相互的攻伐和兼并中，也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渴望着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
公元318年，汉刘聪死后，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与此同时，石勒乘刘聪死后的内乱之机迅速占领了平阳、洛阳一带，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自称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相峙，史称后赵。双方立国不久，就展开了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终于战胜了刘曜，使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归到了自己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但不久之后，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建立了前燕政权。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苻洪、苻健父子，也乘后赵政权内部之乱进行反叛，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前秦政权。苻健死后传位于其子苻生，但由于符生昏庸无为，苻健的侄子苻坚于公元357年杀掉苻生，取而代之。苻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很有远见，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他上台之后先后灭掉了前燕、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南征东晋，统一全国是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之后他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而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时刻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家园，因此双方注定要发生一场交锋。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八月，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此战前秦军队有百万之多，史称“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恃志在必得。然而东晋实力也不可小视，因为此前双方已有的交锋中，前秦并没体现出绝对优势。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宰相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走向了携手合作。因此，虽然从兵力上看前秦军队气势庞大，但胜负不能就此下定论。
淝水之战中，苻坚军队紧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兵东岸，与前秦军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便以前秦军置阵逼水，不利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苻融稍稍撤退，苻融接受了这一建议，晋军利用前秦军后移混乱之机给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苻融。随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军后方大喊“秦军败了”，使前秦军大乱，开始撤退，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
∷东晋的灭亡
淝水之战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版图也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的最大时期。谢安作为当政者和实际指挥者而再受褒奖，进位太保，谢氏子弟也因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战后谢安继续调解内部利益关系，力保谢、桓两大家族和睦，促政治安定。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掌朝政，替代了谢氏家族。
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他专擅朝政，势倾天下，史称“蓬首昏目，政事多阙”。他还极好佛道二教，巫道僧尼充塞相府，窃权弄奸。其掌权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他的做法也引起了孝武帝的不满，孝武帝曾在中央和地方要政安插亲信以牵制司马道子，但是此举没有形成实质性威胁。因为不久后孝武帝病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后，司马道子更高踞摄政之位。司马道子晚年嗜酒成瘾，
整日酩酊大醉，其子元显乘他酒醉之时免除了道子司徒、扬州刺史之职，自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私家奴为兵，因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以维护统治，对普通民众生活关心较少，而流落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到豪强门下为奴，因此阶级压迫很深。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名义上提高了“奴”的地位，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因而立即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世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了农民起义，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世家大族们的阶级压迫。孙恩起义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
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地展开了。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元显心存不满，因此他借孙恩起义之机将江、荆、雍三州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蓄意寻机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之后，元显以皇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下诏谴责和讨伐桓玄，桓玄也传檄四方，起兵反抗。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主帅刘牢之，因此双方未经激烈交战，桓玄便顺利地进驻建康，掌控了大权。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世族势力，但他同时又因忌惮北府兵而滥杀其将领，解散其组织，因此埋下了北府兵余部东山再起进行反扑的种子。
4.对峙中的更替
淝水之战成为前秦统一政权的转折点。战败后的前秦政权迅速瓦解，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争斗不息的混乱局面。当然，政权之间的混战就是为了相互兼并，争夺地盘，因而各政权间不断的战争最终会打出统一的政权，这个再一次统一北方的政权就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
同时，南方的东晋政权也灭亡了。桓玄取代司马氏政权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但他篡权之后对北府兵进行打击，进而解散北府兵之举，似乎并不明智，因为不久之后，桓玄政权就是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将领所取代。
∷前秦瓦解与北方的分裂
淝水之战败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四处逃逸，回到洛阳时只剩下了十多万。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北方地区本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间互相攻伐排挤的，前秦的统一主要是靠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保障，北方的统一也难以维持了。前秦南下作战之前，曾强行从各民族中征兵，引起了各民族的不满。战争失败后，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因此，不久之后各种民族政权又纷纷宣告独立，北方地区再次陷入了分裂割据。
淝水之战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东晋汉族政权则偏安于南方，因此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征战和政权更替成为北方局势发展的主要表现，因而北方局势发展也更显得繁复多变。
这一期间，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少数族都寻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甚至同一民族不同支派或者历史渊源相近的民族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比如鲜卑族慕容部就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政权，其中西燕与后燕还互相对抗，鲜卑族其他各部还建立有西秦、南凉等政权；同属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起北凉及夏政权。此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以及汉人李氏建立西凉政权等。由于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仇杀，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权力更替非常频繁，因而这一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当然，严重的分裂对峙也造成了力量的分散，因而当另外一个强大的新兴力量——鲜卑拓跋部突然袭来的时候，所有这些政权便一个个倒在了拓跋部骑兵的马蹄下。
∷北魏的建立及汉化
正当北方各少数民族互相攻伐，政权走马灯似的更替的时候，淝水之战前被前秦苻坚消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也在其建立者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的努力下，于晋太元十一年（386）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复兴了代国。在此之后，拓跋珪一方面积极与其他部族和政权进行联盟，另一方面加强治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而得以迅速强大起来。晋隆安二年（398）六月，根据汉族士人崔宏的意见，拓跋珪正式改国号为“魏”，并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相应地在礼仪制度上进行改革，正式建立了宫室、宗庙、社稷等国家建制。十二月，拓跋珪正式称帝，建立了北魏。
北魏建立之初，北方有柔然建立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不时地侵犯，威胁其统治，南方刘裕建立的宋政权也开始越黄河而入关中，向北拓展疆域。继拓跋珪、拓跋嗣之后，拓跋焘于始光元年（424）八月继位。拓跋焘在位期间曾对柔然发动过多次大规模进攻，最终解除了北魏继续南下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相继吞并了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
一直以来，北魏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尤其是为了对付柔然的侵扰，更注重于对阴山南北地区的控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大规模狩猎和对其他游牧民族的劫掠。史称北魏前期的统治
是“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北魏在北方汉族地区的长足发展。于是在军事征战的同时，拓跋焘也非常重视文治教化，他先后设置太学，供奉孔子等人，以儒家学说教育贵族子弟，在官制设置上也学习汉族政权作了一些调整。他还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表示以复兴儒家教化的太平真君自居，这些措施无疑拉近了与汉民族的关系。
拓跋焘之后，北魏政权内部围绕政权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斗，最终文明太后冯氏取得了胜利，以其4岁的儿子拓跋宏继位，而冯氏临朝听政，实权在握。冯氏崇尚中原儒家汉文化，北魏政治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平城一带。冯太后还在北方实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汉化的措施，对朝廷礼仪和社会风俗等也作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为此后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大规模的汉化措施奠定了基础。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得以亲政掌权，此后他沿着冯太后的汉化改革，先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迁都洛阳，并在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实现了汉化，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刘裕建宋
经过混乱割据之后，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许多变动。桓玄在依靠北府兵取代了司马氏政权之后，自己却对北府兵心存疑忌，因此先后惩除了一些北府兵将领，并解散了北府兵。桓玄此举激起了北府兵将帅的愤
怒，因此刘裕等人开始密谋反击桓玄。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抗，桓玄终于抵不过东山再起、实力尚存的北府兵，兵败逃回老巢江陵，从此在东晋政治活动中消失了。
刘裕作为北府兵将领，曾在镇压孙恩起义中表现英勇，屡建奇功。义熙元年（405）三月，他与其他北府兵将领一起将晋安帝迎回建康，使其再登帝位，而刘裕自己身兼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等职；不久之后他又升任扬州刺史兼任尚书，东晋政权实质上落入了刘裕手中。刘裕大权在握之后，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南燕，击溃了孙恩起义的余部卢循的武装，基本上解除了足以对他形成威胁的外部力量。接着他又升任太尉、中书监，开始着手解决统治阵营内部对他有所制约的其他力量，并着力培植自己的党羽，谋划篡权自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刘裕于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授命心腹绞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安帝之弟司马德文，刘裕自己则进封宋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到达建康，以“禅让”的名义攫得了政权，立国号为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刘裕出身低级士族，其建立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先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首先他重用北府兵，用来加强自己的军权，让那些出身寒门的将士通过军功逐级提高地位，从而既保证了军队对他的忠诚，又相对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兵权；其次，他吸取前代门阀士族分裂割据、颠覆政权的教训，将重要地区交由皇子和亲族统领，在一定意义上防止了地方坐大成为隐患。总之，通过刘裕的调整和改革，原来士族门阀控制朝政、左右皇权的局面有所改变，虽然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依然有很大影响，但已经逐渐衰落了。刘宋政权的这些举措及其政治格局，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南方各朝的政治发展模式。
∷对峙中的政权更替
刘裕篡立南朝宋政权的时候，北方的拓跋氏还没有完成统一。因而，北方黄河流域处于北魏、北燕、夏、西秦及北凉等五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的时期。因而刘裕政权继续加强了北伐，加紧扩张地盘，先后消灭了慕容鲜卑的南燕及羌族的后秦政权，东边以黄河为界，与正在汉化的北魏形成了对峙局面；在西边则消灭了蜀，占据着汉中，有效地遏止着关陇各族政权南下侵犯，南北对峙的局面至此完全定型了。
公元424年八月，刘裕之子刘义隆继位，改元元嘉，史称文帝。而此时的北方则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兼并和扩张战争。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刘裕死，当时北魏当政者拓跋嗣听说后借机率兵大举南下，攻伐一年有余，宋先后失掉了司、豫、兖等州，洛阳、虎牢、滑台等地皆为魏占领。刘义隆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内继续进行调整，消除了内患，稳定了局势，使得南方出现了短暂的元嘉之治。而北魏政权则经过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到公元439年终于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此间，北魏与宋之间还进行过一次南征北伐，战争虽然以宋的败退而结束，但北魏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之后也开始国力不支，因此停止了南征。此后，南北之间二十多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双方依然有南征北伐的打算。公元450年，以拓跋焘的南征为开
始，双方再次交锋，南朝宋再次失败，但北魏依然无法轻易地占领南方。此战之后，南北双方很少再有战事。
公元450年的南北交锋之后，虽然外部的战争基本停息了，但南北双方统治集团都卷入了各自的权利演变更替中。战争使宋受到很大打击，北魏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战后不久，北魏皇帝被臣下所害，而刘义隆也遭太子篡权杀害。同前代相比，南朝政权中门阀士族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小了，但是宫廷斗争似乎越来越激烈，父子兄弟之间的猜忌和政权斗争几乎与南朝相始终。由于亲族争权，给权臣留下了可乘之机，南方在复杂的宫廷政变中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和南方一样，此间的北方政局也并不安稳，先是围绕皇权继承问题展开了宫廷斗争，其后又因为政治腐败而发生了农民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张，统治混乱，因而也给权臣和地方政权以可乘之机，北魏政权曾出现了一年三易皇帝的乱局。高欢和宇文泰作为两大权臣，各自乘机掌控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打着魏的旗号，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政权，北魏因而分
裂为了东魏和西魏。东西魏的分裂局面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各自的政权便被实权的掌控者高氏和宇文氏所取代，分别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
5.分久必合——隋的统一
北魏灭亡后，在其废墟上出现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它们虽仍以魏为国号，而且所谓的皇帝也是拓跋氏后裔，但其实权却掌握在北魏的权臣手中。因而不久之后，东西两魏就分别被其执政的高氏和宇文氏取代，正式转化为了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
两个政权的掌控者，东魏是高欢，鲜卑化的汉族人；西魏是宇文泰，鲜卑化的匈奴人。两人出身都比较贫寒，也都是在北魏末年的农民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依靠武力壮大起来的这两大势力集团随着势力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权力争夺战争。东西魏之间曾展开激烈的战争，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达20年，而且规模浩大，损失惨重，史称“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诸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
东西魏时期，东魏的势力明显强于西魏，但是在转入北齐和北周之后，北齐政权的昏庸腐败与北周政权的励精图治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宇文泰死后，其侄子宇文护废西魏，建立了北周，并先后数易皇帝，最终把后来成为周武帝的宇文邕推上了皇位。宇文邕少时聪明有才，深得父爱，宇文泰曾有“成吾志者，必此儿也”之语，对他寄托了很深的希望。宇文邕继位之初还受宇文护的控制，但他养精蓄锐寻机杀了宇文护，并在其父创下的基业上励精图治，厉行改革，使北周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实力也迅速增强，超过了北齐。
周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北周强大起来后，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北齐的战争。由于北周军队纪律严明，周武帝常常临阵指挥，因此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北周终于于公元577年灭掉了北齐，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然而在武帝死后，北周的情况也急转直下，其子宇文赟（宣帝）奢侈腐化，胸无大志，继位一年之后即传位给8岁的儿子而不理政事。皇权的空虚给外戚以可乘之机，公元581年，宣帝皇后杨氏的父亲杨坚乘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隋朝。杨坚才识过人，很有谋略，他即位后有效地镇压了北周故臣的反抗，改革了北周制度弊病，使北方政局很快恢复稳定，重新强盛了起来。
此时，南方政权在陈的统治之下已经走上了末路。由于梁末的侯景之乱极大地消耗了南朝的元气，陈朝统治者又因循守旧，陈后主昏淫奢侈，嗜好佛教，国势越来越衰弱。隋开皇八年（588），隋文帝杨坚下诏伐陈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隋就占领了南方三十州、一百郡、四万余县，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第二章
门阀士族的出现与衰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除了政权更替频繁、政局混乱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地主阶级中崛起了一个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他们通过其政治、经济特权，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一个个宗法士族集团，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也因专制皇权的加强而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崛起于政坛的门阀士族
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了政权，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建立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支持它的地方豪强们的优遇，使得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则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上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同时也为后来地方政权割据争雄并最终取代汉统种下了祸根。
到了曹魏政权时期，开始推行九品官人制度。这种制度将社会阶层分为9个等级，并作为官吏选拔任免的依据。曹魏代汉之后，将这种选官形式制度化，形成了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依靠各地的豪门望族品第本地人物，因此这种选官制度虽然在最初起到了一定的选拔人才的作用，但不久之后，它便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
门阀士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他们虽不封国，但可以世袭土地，而且掌握有大量的依附于他们的农民，却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国家法律制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士族门阀享有特权，但法律的实施却完全偏向士族特权，而且他们在九品中正制的保护下，在仕途上有绝对的优先权。与门阀士族这种特权阶层相对应，地主阶级中还有庶族阶层，他们就是一般的地主阶级。门阀士族作为特权阶层，他们不但不与庶族地主通婚，而且很少打交道，极力地保持着门阀士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门阀士族制度在两晋时期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偏安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更是生活奢侈腐化，政治权力登峰造极。东晋政权是在南方豪强和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朝廷给予他们以各种特权，因而他们的地位和势力也达到了巅峰。后来随着东晋的灭亡和刘宋王朝的建立，这种门阀士族特权逐渐走向了衰落，因此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门阀士族对政治的影响作用已经远不如魏晋时期强大了。
2.王与马共天下
魏晋时代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门阀士族的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利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并能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是琅琊王氏，更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史书有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的权力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
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东渡登基之前，受封西晋琅琊王。在西晋政权被异族推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司马睿与琅琊世家大族王导、王敦兄弟结成了特殊的关系。当时，司马睿对王导极其信任，推心置腹，共谋立国大计，事事都要征求王导的意见，而王导也尽心竭力，精心策划。此后，司马睿依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获得了南北方豪强大族的支持，得以建立政权，偏安江南。因此，东晋建立之后，司马睿及其后的明、成二帝时期，都给予王导以非常高的地位。据说司马睿在登基继位的时候，还拉着王导的手，想与他一同接受百官朝拜，以表示东晋皇室对王导的感激；王导每次上朝，司马睿都是起立相迎。而王氏兄弟也以他们在东晋政治中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进一步奠定了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在此期间，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而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
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警惕。因为面对那种王氏兄弟执掌军政大权，王姓官员遍布朝野的情况，司马氏政权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在东晋建立之后，王氏家族和司马氏皇权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张的。王敦掌控着军事大权，不把皇帝司马睿放在眼里，因此司马睿曾一度起用心腹大臣刁协、刘隗，企图削弱王氏部分权力，并有疏远王氏之意，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氏权势熏天的情况，但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
3.士庶两重天
门阀士族也称士族，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在经济方面享有很多特权，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因此他们在婚姻、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政治上，曹魏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使他们的政治特权合法化、制度化。而政权的频繁更替则为门阀士族的特权创造了社会条件。在群雄割据的魏晋时代，政权之间的争斗极其激烈，每一个割据者只有依靠门阀士族的支持才能顺利地建立自己的政权，而他们在建立政权之后又不得不给门阀士族以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割据政权与门阀士族相互依靠，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政治的一大特色。由于在制度上有了保障，同时还能得到当政者的特殊待遇，因此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升迁高位。史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也难免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阀世袭格局。
门阀士族在经济上也受到很多的优待，他们按官品大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但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他们可以利用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他们也可以利用特权无休止地聚敛财富，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显示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门阀士族向来自矜门第，不与“庶族”（即普通地主）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相往来。庶族尽管贵为皇戚或身为官员，倘不自量力而拜访世族，也会遭到士族的羞辱。在婚姻上，士族为维护自己的声望与血统的优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如王、谢两家便经常联姻。士族内不同等级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导致声望下降，政治前途也随之黯然失色。
而相比之下，在这种特殊的门阀政治中，庶族地主的仕途则非常艰辛，很难得到升迁。他们即便以一时之勇或者绝世之才而获得了皇室的信赖和尊崇，也依然会受到门阀士族的鄙视和排挤。但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他们又多通过阿谀奉承等各种手段换取门阀士族的认可。庶族虽然也同样是地主阶级，但是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他们的生活，尤其是仕途晋升也并不安逸轻松。史书有“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记载，称地主阶级内部这种悬殊的差距为“士庶两重天”。
4.特权与隐逸文化的结晶——庄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庄园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映，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兼并与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与庄园制经济相联系，这一时期作为庄园经济依附人口的佃客、部曲制也空前发展。
西汉末年开始的土地兼并在东汉建立之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由于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的迅速发展，掠夺土地和人口，建立大规模庄园已成为普遍现象。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正是对当时庄园制经济的真实写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制经济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发展而达到了新的高潮，这时的庄园经济遍布各地。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业游民，他们为了生存，其中多数人只能依附于门阀士族，因而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有很多的依附民。而随着依附民的增多，庄园的规模也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手工业作坊、满足庄园主日常生活的奢侈品生产等多种行业。这种庄园内部有较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
魏晋时期的庄园除了自给自足的经济追求之外，由于受社会上逐渐兴起的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和田园归隐思想的感染，很多庄园都非常注重布局结构，追求自然之美，或依山傍水，或插花栽柳，或种竹以示风雅，或浇菜以博闲趣，不同的庄园也表现出它们主人不同的旨趣和追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庄园也有些别墅的特性。
庄园是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的经济依靠。许多庄园规模都非常大，因此魏晋时期的庄园也都设置有许多的防御措施和相当规模的庄园武装力量。这些庄园主们将自己宗族的成年男丁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相结合的武装，以维护庄园治安，保卫庄园生产的安全，防范依附民的反抗和逃跑。另一方面，由于庄园主一般都是地方豪强，因此这种武装同时也作为一支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增强了庄园主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实力。
5.安逸与奢华
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在政治上掌控要职，因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因而可以广占良田，免去赋役，因而他们极其富庶，生活也极其奢华。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为他们荒淫豪奢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因而他们纵情于酒肉声色，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荒淫无度。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达万钱以上，有的甚至一餐花费两万钱，还认为“无下箸处”。他们有富丽堂皇的豪宅，有山珍海味的餐饮，有华贵美丽的服饰，但依然贪得无厌，从不知足。当时的贵族官僚们互相夸豪斗富，蔚成风气。如西晋石崇与王恺斗富，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
个侧面。到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豪奢的生活。史称北魏后期“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河间王元琛之豪富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豪语。
侈奢生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沉湎声色。魏晋时期，无论君臣，多数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过着淫逸放荡的生活。当时王公贵戚争相纳妾蓄妓，不但讲求“绝色”，还要讲求数量众多。他们或“姬妾盈房”，或“争容斗艳”，以至“妓乐之妙，冠绝一时”。在这种互相攀比夸耀的氛围中，贵族官僚姬妾多达数十人者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有姬妾侍婢数百人。他们淫逸放荡的生活还超出了女色，转而寻求男色的刺激，以至“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仿效”。
魏晋门阀士族在这种豪华、淫逸、放荡的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由于上层社会崇尚犬马声色，因此在任人选才时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求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因此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生活在淫逸中的门阀士族，手无缚鸡之力，不事劳作，甚至迈步行走都靠奴仆代劳，是一个真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
6.必然的衰落
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替、权贵夺权自立等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从曹魏前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到后期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政策，从孙吴的给田复客制度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对百官依品级高低占田荫客荫族的特权的正式规定，门阀士族一步步地依靠他们扶植起来的皇权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了。他们可以荫庇亲属，收揽门生故吏，享受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他们虽然严格地保持着与庶族地主的距离，维护着自己的特权和等级，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必将随之下降。
南北朝时期，虽然门阀士族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还享受着安逸腐化的寄生生活，但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开始受到皇权的威胁了。北魏前期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后来又注重于自己内部的汉化调试，因此汉族门阀士族并没有太多插手的机会，而南方的刘裕、刘义隆父子，也更注重于休养生息，改变策略，寻求社会发展，因此留给门阀士族发挥能力的空间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长期过着寄生生活的门阀士族也越来越腐化不堪，腐朽无能了，他们不但无心，也无力关心政治，而且他们甚至都已经失去了其先辈们攫取特权的那种欲望，因此，这个寄生的阶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能适应生存了。
到南北朝后期，随着北方周武帝、南方梁武帝等一些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的改革，一批批的寒门俊秀被选拔到了政治高层。梁武帝曾置五经博士，并规定“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这就使得寒门士子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和机会，对门阀士族独断朝政的地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此时的北朝，由于北魏门阀制度推行之初就没有给予他们过高的特权，而且北朝社会非常注重军功，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也逐渐转向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形成了士庶竞技的局面。
总之，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了。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被削弱，而庶族在各级政权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更重要的是，选拔出来的庶族人才，不论在能力上还是意志上，都是那些腐朽无能的寄生阶层无法企及的。因此，长期以来依靠门第选择官吏的制度逐渐松懈了，士庶之间的清浊之分也逐渐淡化了。当门第不再作为一个选官优先权的标志的时候，门阀士族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隋朝建立之后，科举制的建立和逐渐完善完全取代了门第等级制度，门阀士族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章
宗教的繁荣与无神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时代，又是一个政权频繁更替、少数民族社会进步、民族融合空前加剧的时代。分裂的社会给各种思想文化的发展、传播留下了空间，而人民生活居无定所、困苦不堪，也为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这一时期，不论是作为传入不久的外来宗教——佛教，还是刚刚形成、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宗教作为动荡社会中的一种精神寄托，彰显出了它在乱世中独有的活力……
1.理性与世俗的宗法
在中国文化史上，夏商周三代以来，形成了以“敬天法祖”为基本内容的宗法性宗教，这种信仰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有一整套祭天、祭祖、祭社稷诸神的礼仪。由于这种信仰始终被赋予神秘的政治文化功能，因而它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宗法性宗教实质上是一种鬼神信仰——因“敬天”而事神，因“法祖”而尊鬼。对鬼神的信仰和上自皇帝国家、下至平民百姓的频繁而又有规律的祭祀活动，就是这个特有的信仰体系的表现形式。由于鬼神信仰及其祭祀礼仪包含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因素，因此它会随着社会的变动而有不同的表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鬼神观念开始趋向理性化、世俗化，这种趋向就是受到这一时期社会战乱频繁、门阀士族把持朝政、政权频繁更替等政治和社会因素影响的表现。
自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割据、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政治格局基本形成。门阀士族把持朝政，为了维系这种门第制度，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这一时期门第观念非常严格，士庶界限非常分明。这种观念无疑对传统的以宗法血缘和人伦情感为基础的宗法宗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宗法性宗教以世俗政治为依托，因此当门第成为政府选举、士族出仕、婚姻嫁娶的主要根据之后，与之相对应地，人们的鬼神观念和祭祀礼仪也更多地为这种门阀士族政治服务，因而走向了理性和世俗化。
另一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玄学清谈风气的影响下，儒家的礼仪也受到了挑战。而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因果轮回、得道成仙等观念也逐渐引起了文人们的关注，有无之辨、言意之辨、神形之辨等富含思辨性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也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鬼神信仰，反思鬼神观念和与之相对应的祭祀和礼仪活动。因此，魏晋以来，以鬼神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志怪小说兴盛一时，犹如雨后春笋，成为当时小说的主流，如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等都是其代表作品。志怪小说的兴盛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人对鬼神信仰的关注和理性探讨。
2.日趋成熟的道教
道教是东汉末年以组织农民起义的形式而产生的，此后虽然农民起义遭到了统治者的镇压，但是道教思想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纷争离乱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壮大和成熟，最终成为与儒、释相并立的思想文化体系。
三国时，虽然对民间道教采取限制政策，但是由于曹操、孙权等人自己迷信神仙方术，因此道教得以在上层贵族中继续传播。史称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他还召集了一大批方士，其中著名的有能够行辟谷方术的谷俭、擅长气功方术的甘始、擅长医术的华佗、擅长房中术的左慈等人。孙权也非常优待方士，介象、葛玄等道教方士都受到孙权的宠信，孙权还学秦始皇寻找海上仙药的举措，派方士渡海寻找方药，因此卫温等人得以到达夷洲等地。除了在上层传播之外，道教的另一部分祭酒徒众则转向民间，在民间以行医施药、驱魔除邪等方式传播道教，因此道教逐渐分化为了贵族和民间两种形式。
到两晋时期，士大夫文人中玄学兴起，一些著名文人如嵇康、何晏、王弼等既好老庄之书，亦好养生之术，并著书立说加以阐释宣扬，这便导向神仙方术直接与门阀贵族的清谈、归隐等思想相结合，得以进一步发展。这时的民间道教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宗教形式，而是形成一些互不隶属的区域性宗教集团。两晋时期不断掀起的民众起义大多带有道教的宗教色彩，说明民间道教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道教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道教理论比较驳杂，既不如佛教精微，也不如儒学系统，但是经过魏晋之际的发展，到东晋时期，其信仰系统也逐渐成熟和系统化。西晋道士王浮著《老子化胡经》，此书成为后来道士批评佛教的理论依据。西晋南越魏夫人创作的《黄庭经》发挥古道书中人身脏腑有主神之说，结合古医书关于脏腑的理论，阐述积精累气、健身长生的道理和方法，成为内丹学的经典著作。东晋初年的葛洪著《抱朴子》一书，专门阐释长生求仙的道理，提出了“守一”“服丹”的修炼方法，因而被称为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同时，由于葛玄、葛洪等人反对符水派，提倡服用金丹，因此又被后人称为葛氏道或者金丹派。
南北朝时期，道教上层人物为了使道教更好地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并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对道教进行了一系列清理和改革，此后的道教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南方和北方的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而南北方道教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南方的陶弘景“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因而大受梁武帝的宠信，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而北方的寇谦之则自称遇到太上老君，授自己为道教天师，成
为道教在北方的代表人物。此外，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将金丹派与符箓派集于一身，独创灵宝派，对道教理论的发展也多有建树。
总之，道教之所以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炼丹成仙的宗旨迎合了贵族的精神需要，保身隐居的生活方式受到厌世士人的欢迎，符箓斋醮的消灾治病对苦难中的民众有一定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自身进行改革，向统治者靠拢，取得了封建统治者的信任。
3.佛教的兴盛与传播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佛教自西汉末年以来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长期以来，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对佛教尚未认同，因而佛教发展也非常缓慢。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以及各民族政权的频繁更替，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一时期来自西域的高僧，也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逐渐增多，佛教教义和理论逐渐完整，佛教寺庙和造像艺术空前发展，佛教信徒也迅速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高僧译经
在佛教发展史上，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经的翻译始终是佛教传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佛教在西汉末年初传之际，既限于佛经的稀少，也限于语言不便沟通，多数佛教语言都借用黄老道教词汇来解释。这既不利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也不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因此，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逐渐引起了一些高僧所重视。东汉末年以来，佛教经典翻译渐多。来自西域的安息（今伊朗）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谶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安世高翻译的是小乘佛教，而支谶翻译的则是大乘“般若”学说。
南北朝时期，著名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一方面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一方面广收弟子门徒，培养佛教人才。因此在他们的努力下，佛教经典的翻译数量更多，也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佛教思想和教义也因为佛经的翻译而逐渐深入全面地输入了中国，这为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僧道安生活在西晋时期，他曾师从后赵石勒所封的“大和尚”佛图澄，颇受佛图澄的赞赏。
后赵战乱之后，他辗转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南下襄阳，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他还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的经典翻译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五失本”指的是在译经时碰到的5种改变原文经句的译法；“三不易”指译经时碰到3种不容易把握的情况。史称：“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道安在翻译经典、阐明经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道安还非常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培养佛教人才。他所培养的佛教弟子达数百人，两次分散到大江南北，成为各地佛教的骨干。道安还提出了出家人不用俗姓，一律用“释”为姓的观点，成为后世定制。
鸠摩罗什是天竺人，他生于龟兹。龟兹为西域重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因此龟兹佛教远比中原发达。鸠摩罗什先辗转西域各国，传播佛法，颇有影响，后被后秦政权迎到长安传播佛法。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译经，传播佛法。由于他精通佛经，因此他所翻译的经典，不仅文字语言精妙，而且教义理解精微，成为后世译经的典范之作。
慧远是道安的弟子，也是道安在众多弟子当中最器重的一个。慧远在学有所成之后隐居庐山30多年，精心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慧远翻译佛经，擅长以儒学和玄学比附和解释佛教教义，因而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翻译佛经的同时，慧远还与各地高僧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常论法讲道。慧远虽隐居庐山，但他既与南朝权贵有着广泛的交往，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敬重，也在普通民众中宣扬佛法，在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慧远的努力下，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佛教在南方社会各层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既要通过译经保持自己的思想特色、传播自己的教理，也需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以求得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因此致力于佛教传播的高僧们在译经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情况和佛教传播发展的需要，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魏晋南北朝动乱频繁，虽然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佛教持久稳定的发展。道安认为，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如果佛教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是难以传播的，因此他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道安在襄阳时期与当地及江东士大夫广泛交往，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使佛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他后来被前秦苻坚迎到长安之后，积极迎合前秦政治需要，换取了前秦对其译经事业的支持，组织了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很多僧人，翻译了众多的佛教经籍。道安的这种思想也成为此后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以忠孝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伦理规范，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是不容侵犯的。因此佛教提倡的出家、忘俗、不婚等做法与伦理纲常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为此，道安的高足慧远提出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对佛教教徒不应当礼敬帝王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佛教弟子“虽不处王侯
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慧远的理论协调了佛教与王权、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使统治者对佛教消除了“不忠不孝”的顾虑，也成为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之一。
到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除僧人之外，学者文人、王公贵族等，或聚众讲说，或编著论述，人们逐渐对如何才能成佛、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佛的问题引起了关注。对此，涅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竺道生提出了佛性说。他认为佛性是众生所秉的法性，是每个人的自然本性，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此后竺道生又辗转南北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佛性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认同。佛性说阐释了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理论，对后来禅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道教的逐渐成熟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信仰体系，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丰富的内容。与佛道的发展相比较，东汉末年以来，儒家名教伦理观念趋向衰微，传统经学逐渐失势。在佛教的空前发展和道教日趋成熟的挑战面前，儒术独尊的局面也难以继续维持了，因此思想界内也像分裂的社会局势一样，产生了儒、释、道三教并立、互相排斥而又逐渐融合的复杂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碰撞是这三种思想文化的初次交锋，略显稚嫩的佛、道二教，因为儒学暂趋式微，而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各自的活力和思想文化影响力，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和吸收，以传统的、曾被奉为独尊的儒学文化为轴心，在冲突中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却又无法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因而逐渐地相互吸收而走向了谐调发展，从而也奠定了以后一千多年封建文化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基本格局。
∷冲突
魏晋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排斥中，佛教作为一种相对陌生的外来宗教文化，它与儒、道两种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是首当其冲的；而佛、道作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也免不了为赢得统治者的支持和争夺思想文化阵地而互相攻击；曾经根深蒂固的儒学虽然处于式微状态，但它也绝不容佛、道二教对其作为统治思想的独特地位构成威胁。因此三者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比较复杂的，其中佛教与儒家的冲突尤为激烈。
作为儒、释、道三教的初次交锋，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而引起的夷夏之争、因佛教徒出家修行而引起的宗法伦理之争、因佛道等宗教发展而引起的危国论等，是此时三教争论的主要问题。南朝刘宋道士顾欢专门写了《夷夏论》、南齐道士作《三破论》。前者认为华夷之俗有别，道教适用于中原华夏地区，而佛教则是夷邦宗教，以此反对佛教的发展；后者攻击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从而使争论达到高潮。对此，佛教徒又纷纷出来进行辩护，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高僧也从佛教教义教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佛教“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使这种争论有所缓和。
与夷夏之争相联系，由于佛教主张出家，放弃尘缘而追逐来世，放弃人伦而弃绝婚姻，因此引起了儒家以“忠孝礼仪”为内容的批评，认为佛教离弃亲人，不讲孝道；剃发绝嗣，违背人伦。对此，佛教徒也进行了各种辩解，认为佛教也讲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出家修行是“弃小孝而尽大孝”，并不是无情无义、不忠不孝。
关于宗教发展是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的争论，主要是针对佛教，但也旁及道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政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朝梁时的荀济甚至认为佛教是三百年动乱的祸根。与此相反，佛教徒则竭力证明佛教有助王化、劝佐礼教。
总体上，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争论也颇受统治者关注，北魏太武帝指责佛教是胡教，有碍礼义；北周武帝则认为“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因此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的大规模灭佛事件。但是南朝宋文帝、梁武帝等则极力尊崇佛教，为佛教做辩护，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
∷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儒学式微，佛道并盛，但是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影响力依然不可轻视，士大夫们的宗法伦理观念依然非常强烈，因此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交锋非常突出，而儒学伦理与佛教的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方面说明佛道教已经成为社会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说明，儒家伦理及其夷夏观念依然是社会思想文化的核心。佛、道教的迅速发展和传播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佛、道二教为了发展，也不得不顺应作为本位的儒学伦理而作适当的改变，因而冲突也便促进了三种思想文化之间的融合。
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文人学者和各教信徒都对对方的思想做了一定的分析研究。佛教和道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和新兴的宗教，首先面临着在社会上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如果不依靠统治者，得不到统治集团的支持，佛、道二教是很难获得发展的。而为了能引起统治者的兴趣，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又不得不对教义教理做一些符合统治者要求的解释。因而佛、道二教在很大程度上吸收附会了儒学伦理纲常的一些内容，三教之间因而由对立而逐渐趋于融合。
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慧远认为，佛教为内在修养，儒学为外在王治。北周武帝灭佛前，在统治政策上奉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原则，推行的是一种多种思想并行政策。谢灵运著《辩宗论》，用以折中佛与儒，沈约著《均圣论》阐述“内圣外圣，义均理一”的道理。佛道为了赢得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普遍采取了一种佛、道教理与儒家学说“殊途同归”的附会方式，用以说明佛教和道教也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
事实上，作为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新起的道教和佛教对当时的王公大臣、名士学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人三教或二教兼修，并无教门严格界限。梁武帝三教皆精，其佛、儒论著，洋洋大观。陈代大儒张讥的学说，同时为儒、佛、道信徒所传承。总之，虽然有的皇帝宠信道教，而有的皇帝则偏爱佛教，还有的皇帝大力排佛灭道，但从总体上看，在保持儒学正统地位的条件下兼容佛、道的做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
5.范缜与无神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大动荡时期，战火连绵、天灾人祸，使百姓生活无比困苦；而一个个民族政权和割据分裂政权时而迅速崛起，时而又迅速灭亡，也让统治者感到富贵无常、人命危浅，这些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佛教、道教等的发展在此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从帝王皇室到黎民百姓，大多崇佛信佛，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这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局面；而且也使佛教发展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产生了冲突。有识之士对这种宗教狂热式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为了维护儒家传统思想，一方面也是从关心国家命运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向佛教和佞佛狂潮发起攻击。展开了有关人的生死以及灵魂等问题的大辩论，催开了无神论思想的智慧之花。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范缜。
范缜，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他聪颖好学，少年时师从著名学者沛国人刘瓛，精通经术。范缜先后在齐、梁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他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激情和见地超群的智慧，其言论常常是一鸣惊人。当时，梁武帝萧衍和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范缜心怀忧虑，苦苦思索人的生死因果，写出了无神论名著《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
在写作《神灭论》之前，范缜早已因为统治者痴迷佛教的问题而直接和皇室发生过辩论。当时，竟陵王萧子良醉心佛教，经常与宾客谈论因果关系。惟范缜大唱反调，坚持世上无佛。萧子良责问：“先生不信因果，为何世间有人富贵，有人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好比树上的花朵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上，有的落在粪坑中。落到茵席者，如同殿下您，落到粪坑者，如同下官我，这完全是偶然的现象。虽然贵贱不同，因果到底在哪里呢？”一席话说得萧子良无言以对。
范缜认为要从整体上推倒佛教的体系，就必须破除佛教的根基有神论，因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撰写了流传千古的《神灭论》。其中，他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阐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就好比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是一种客观物质，锋利只是刀刃的作用，离开了刀刃就无所谓锋利，从来没有听说刀刃不存在而锋利单独存在的。同时，他又驳斥了人和树木等同、生人与死人混淆的种种佛论。他还剖析了佞佛者的心理，指出他们利用佛教祸害国民的行径，说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由于“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
《神灭论》一出，朝野震动，尤其是梁武帝。这个认为“惟佛一道为正道”的皇帝非常恼火。他不仅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以攻击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还下令让王公贵族64人连续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75篇。竟陵王萧子良还召集僧众集体向范缜发难，但都不能使范缜屈服。与统治者对抗是要付出代价的，范缜因为“言不逊，妄陈褒贬”而被流放广州达数年之久。但是范缜及其《神灭论》的光辉思想代表了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一直闪耀在中国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上。
第四章
兼容并包的文化艺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建安诗歌的硬朗风骨、田园诗歌的恬淡安逸、少数民族民歌的豪放活泼、散文与辞赋的恢宏华丽……奠定了这一时期在中华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玄学清谈之风的兴起，绘画中隐逸淡泊的山水人文气息和书法上的工整豪放之风开创了书画艺术的新时代。此时的雕塑和壁画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南北交汇、民族交融过程中的音乐和舞蹈更是呈现出了别样的风味……
1.走向自觉的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战乱、动荡和分裂。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对应，此时的文学也是表现出了典型的乱世文学特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些感触反映在文学上，或者豪迈悲怆，或者隐逸脱俗，表现出丰富而真挚的感情色彩，因而也更容易激起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丰富灿烂的同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学逐渐脱离汉代以来依附于经史而走向了独立自觉，有了真正的文学气息。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直到三国曹魏黄初、太和年间，产生了一批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及其诗作，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建安文学以魏国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主。曹氏父子不仅自己爱好诗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作为幕僚，其中著名的主要有王粲、陈琳、阮瑀、应、刘桢、徐干，此六人与孔融并称“建安七子”。
这些文人大都历经汉末社会动乱的漩涡，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末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掀起了一个诗歌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和政治家，在汉末动乱的沧桑中崛起，其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又摆脱了乐府古辞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末以来品评人物之馀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曹魏统治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此时的
诗歌充满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幻想的成分，因此诗歌风气随之大变。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清逸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忧生之嗟”，建安时代那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始之音”。
∷诗歌与民歌
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汉族地区带来了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
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多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等就是其代表作。南
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吴声歌”和“西曲歌”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
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兴盛并取代了晋代流行的玄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与东晋时期文人喜好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有关，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过其辞、淡然寡味的玄言诗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
除了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散，不加雕饰，犹如白话却又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又意味深远的特殊魅力，正如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格一样独树一帜。
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多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骈文、散文、辞赋及其他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也借助一部分历史、地理类著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帝王和贵族左右文坛的时代，作家们或生活在帝王、贵族的周围，或隐逸山林而与世无争。后者回归自然，前者则致力于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们普遍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无心进取，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因此骈体文尤其盛行。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如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等都是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寒俊之士。如鲍照就是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辞赋作家。
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文风。建安三曹当中，尤以曹植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
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始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峻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韵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两晋以后，散文朝多个方向发展，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三张），陆机、陆云（二陆），潘岳、潘尼（两潘），左思（一左）。
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轶事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释、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很有关系。两教中的传说故事成了小说的主要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琐闻逸事等，都给这一时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2.全面繁荣的画坛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绘画的技术技巧渐趋成熟外，著名的画家成批涌现。虽然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乱世，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人文气息，这一时期不仅在山水画、人物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对绘画整体认识作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品评。此外，随着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宗教绘画也应运而兴，留下了大批丰富生动的宗教壁画。
∷人物画的成熟和山水画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以前，虽然绘画艺术发展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是此前绘画主要由地位低下的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也不成风格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人文情趣方面逐渐被文人所重视，绘画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涌现出了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阶层、专志于绘画的上层文人。他们地位显赫、画艺精湛、声誉卓著，深受时人推崇，其作品也为人们欣赏、收藏和流传，绘画也逐渐走向了文人的自觉。
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因为此时人物画逐渐趋于成熟，并涌现出一批各具风范的名家：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南齐的张僧繇、北齐的杨子华和曹仲达等就是其典型代表。他们的绘画题材范围广泛，内容形象生动，灵活多变；其绘画表现能力有大大提高，由简略变为精微，造型准确，注意传神，甚至六法备赅；绘画风格也趋多样，名家各具个人特色。此时的人物画，以顾恺之成就最大，他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的著名画家，而且在人物画的创作方面有不少的创新，他善于捕捉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在绘画理论方面，他还最先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观点。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虽然这些都是后世摹本，但可作为探讨他的艺术成就的参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单独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山水画也已经出现并盛行开来。如顾恺之画《庐山图》、戴逵画《吴中溪山邑居图》等。虽然此时山水画在置陈布势和形态体貌还是很幼稚，被后世讥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山峦“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树石“则若伸臂布指”。绘画技法也还比较粗糙，但是专门表现自然之美的山川画的出现表明山水画已经形成了独立画科。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书画鉴赏、收藏的风气。而且在绘画的创作理论总结、作品的评论上，较之前代再不是只言片语，而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了专门的著述，这些都为后世绘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丰富多彩的石窟壁画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中亚与中国中原地区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经久不衰的文化交流之路。佛教就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国的。佛教的造像艺术非常发达，其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开凿了很多石窟，形成了独特的石窟艺术。同时，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大建寺庙，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
顺着佛教传来的路径，流传下来的代表性石窟，主要有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它们如丝绸之路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这些石窟中都有非常丰富生动的宗教壁画，造成了浓郁感人的宗教氛围。这些为弘扬佛法、布施祈福、积修功德而绘制的壁画，既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印度，以至伊朗、希腊等国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些情景。这些石窟壁画也显示出，从西往东越来越深入内地，以及随着岁月的推移，佛像造型便越多带上中华民族审美观念的痕迹，更多带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身体特征。而且，新疆作为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中原的一道门户，早期壁画形象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绘画艺术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新疆石窟的壁画也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敦煌莫高窟始凿于公元366年或更早，之后一直到元代，都有建造，现存洞窟570余个，壁画6万余平米。早期北魏、西魏的壁画内容以佛祖和其本生故事为主，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曲折的情节安排得非常严密。和新疆早期壁画不同，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在形式技巧上，更多地具有了中原地区的风格，可明显地看到对汉代壁画的继承。此外麦积山石窟等处也存有不少这一时期的壁画。
由于当时统治者也非常提倡佛教，因此中原地区的文人也有喜好佛教画的，顾恺之就是典型的代表，其宗教壁画的代表作《维摩诘图》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宗教画的兴盛对人物画的成熟也有一定的影响。
3.崇尚韵度的书法
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大部分处于战乱不已、分裂割据的状态，但正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书法的笔墨线条成为文人学士们遣兴抒怀的载体，从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称为书法艺术史上一个光前裕后、流派纷呈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楷、行、草、隶各体作为书法艺术形式而渐次定型，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风格多样而臻于成熟精美，特别是晋代出现了彪炳于书法史册的“书圣”王羲之与“小圣”王献之，被后人尊为“唐诗晋字汉文章”，可见魏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乃至文化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国时的书法以魏、吴两国较为突出。魏国有大书法家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官至太傅，因此人称“钟太傅”。他擅长各种体书，尤以楷书见长，被后代奉为“楷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钟繇的楷书笔法遒媚，结构朴茂，出于自然，多有异趣，开创了由隶入楷的书法艺术新貌。钟繇的书法真迹已经不见流传，其代表作品有《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等。
晋代的精神风尚对其书法艺术的特征有很大的影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艺术风神疏逸、姿致萧朗，达到了一种蕴秀简静、自然洒脱的审美境界，后人称赞晋代书法“韵胜”“度高”，是很有道理的。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时代风尚。王羲之（约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其父亲就是一位书法家。王羲之先后师从多位名师学习书法，他善于思考创新，汇聚各家所长而改变了汉魏以来质朴雄浑的书风，形成了妍美秀逸、韵胜度高的晋书格调。
他的书法运笔丰盈多变而又含蓄温婉，气势稳健洒脱而安逸平和，笔画线条变化丰富，运笔轻重快慢自然和谐，字体结构疏密有致，章法虚实分布、浑然一体，总体上达到了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其代表作品流传颇多，其中尤以《兰亭序》为著名，该帖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极典型地体现了晋代书法的美学特征。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不拘成法而自成风貌，其书法潇洒奔放，神采飞扬，颇具气势力度，与其父合称“二王”。
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就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来讲，又形成了以魏碑为代表的新高潮。魏碑的书法风格独特，它在汉隶的基础上演变，笔法厚重刚健，结构宽博严谨，气度高逸宕放，具有鲜明的美学标志。魏碑虽然在运笔、结构上带有一定的隶书特征，但它运笔迅起疾收、点画峻利，总体感觉内圆外方、外刚内柔，其结构则严谨紧密而纵横奇崛，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书体历史性的转折，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高峰，也为唐代及其以后的书法发展创造了雄厚的基础。
南北朝时的书法家灿若群星，南方的羊欣（370～442）是王献之的入室弟子，深得王献之神韵而以瘦劲为个性，当时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言。此外还有齐代的王僧虔、陈代的智永等。魏碑则大多出于无名氏之手，有名的传世书法家则以郑道昭为代表，其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广博，气魄雄伟。
4.步入辉煌的佛教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统治者对佛道教的大力提倡，宗教的繁荣带动了寺庙建设和宗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的雕塑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和佛教造像的繁荣为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增加了活力，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也更加成熟。除了佛教雕塑之外，以墓葬为主的传统雕塑也走向了繁荣。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就是南北朝时期开始开凿的，石窟内有大量的佛像雕塑，或是石雕，或是木雕，或是泥塑，或是铸铜等，使得佛像雕塑成为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体。石窟艺术在中国雕塑中很有代表性，如东晋时期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东晋人戴逵就非常擅长雕刻和铸造佛像，
他在建康瓦棺寺所作的5躯佛像，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图》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玉像被称为“瓦棺寺三绝”。这个时期的雕塑特点是比较注重具体细节的刻画，雕塑技法更加纯熟。虽然由于雕塑形象和题材大都为宗教题材，形象具有神化倾向和夸张的特征，但雕塑题材的单一化也促进了大量精品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佛教雕塑来自印度，而印度佛像属于“犍陀罗艺术”，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外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窟艺术大多已经是被融合了的中国化佛教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的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雕像不多，多为陪葬的明器，多是砖雕艺术，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南北朝时
期，墓前雕像的风俗逐渐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多是理想化的吉祥造型——“麒麟”，多为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
5.交融荟萃的乐舞和优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迁徙杂居和北方人大批南迁，文化交流频繁，出现了各民族乐舞的大交流时代。这一时期，随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内迁，大量西域乐舞传入中原，如影响颇大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乐舞，大约是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入中原的。由于其欢快的调子、鲜明的节奏，非常适于伴奏舞蹈，深受人们欢迎，因而北周和隋唐时代的许多舞曲都加以采用。其他如天竺（今印度）、高丽（今朝鲜半岛）等地的乐舞，也是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
而与此同时，随着北方人的南迁，原属北方的歌舞也传到了南方，南朝统治者偏安一方，政治上没有进取心，而都崇尚歌舞乐曲，过着歌舞升平的腐化生活。这一时期的文人也消极遁世，崇尚清谈，提倡及时行乐，他们养有大批家妓，歌舞艺术成为他们享乐的内容之一，因此大量的民间歌舞被宫廷贵族采用。南朝盛行的《清商乐》，就是汉朝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流传在汉族地区的音乐和舞蹈。随着时代发展，《清商乐》的内容逐渐扩大，它包括了北方的许多民间歌曲、乐曲和配合舞蹈表演的舞曲、舞歌，如汉代的《巴渝舞》、《公莫舞》、三国时吴国江南地区的《拂舞》、晋朝的《明君舞》等。
南朝除盛行《清商乐》外，随着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北方的“胡乐”“胡舞”也不断传到南方。陈后主甚至专门派遣宫女到北方去学习箫鼓。这都是南朝、北朝乐舞互相交流的明证。魏晋人崇尚清谈，善思辨，褒衣博带，手执尘尾扇是当时士大夫常见的装扮。“尘（古体字为塵）”是领队的大鹿，士大夫手执尘尾或尘尾扇作清谈，含有“领袖群伦”之意。他们喜爱轻盈飘逸、抒情宛转之美，常怀有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舞风。西晋大富豪石崇就在洛阳建有金谷园，养蓄众多舞伎，整天歌舞不绝，石崇还自己编创《明君舞》令舞伎表演，供其享乐。
早在先秦时期，就从巫祭歌舞里分化出了女乐，后来又因为日常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职业性的“优”。秦汉以来，又在女乐和优人的歌舞表演中逐渐产生了初级的戏剧形态。优人通过表演来娱人，表演的内容以戏弄调笑和歌舞为主。汉代优戏被归入散乐，最初名角抵戏，后来又发展为百戏。百戏继承了角抵戏中假形扮饰的传统，把吉兽祥禽、仙女神人统统拉在一起，共同表现一个五彩缤纷、飘忽迷离的神话境界，增添了百戏演出的神秘色彩和戏剧性。
百戏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具有一定的故事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表演形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歌舞小戏，诸如“代面”“钵头”“踏摇娘”等；二是“参军戏”，犹似今天的化妆相声表演。这些小型表演形式，或是表现英雄威猛的壮烈场面，或是传达弱女子遭受欺凌的惨况，或是讽刺社会弊端，各具特色，有预定情节，有角色扮演，可称为中国戏曲的原始形态。所以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戏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第五章
风云变幻的对外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战乱频繁，并没有影响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一段时期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中外交流都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在西北陆路上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主，各国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等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汉代开创的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使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随着对西北地区的治理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为后世中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求得发展，大多与外国有一定交往；与此同时，海上及陆路的交通条件也有所改善，因而同样创造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辉煌时代。
东汉以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经历了空前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变迁，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文化争奇斗艳、各种文明相互交融，随着北方民族南迁入主中原和沟通中亚各国的西域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频繁，域外文明也乘势向中原地区席卷而来，呈现出一个以宗教文化为主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也更加频繁。
这一时期，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先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东晋高僧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先驱，也是沿丝绸之路历游了中亚、南亚诸国，又从海路回到国内的第一人。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今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佛教在中国取得一定的发展之后，又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再由高句丽传入新罗，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使佛教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除此之外，在海路方面，主要是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先后遣使到扶南(今柬埔寨)等地，而南亚僧人也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可见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东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沟通中外文明的草原民族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北方和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其中突厥、柔然和鲜卑三个民族贡献尤为突出。它们东与中原沟通，西与中亚各国相邻，在沟通黄河流域和域外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鲜卑发源于中国东北，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同化融合趋势渐强，尤其鲜卑族北魏政权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极力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族名门大姓结合。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鲜卑再从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变为中原地区汉化政权的过程中，成为输入西域文化的一支骨干力量。
继鲜卑之后，柔然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中西交通的干线。柔然是5～6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辫发左衽，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无文字，以刻木记事。其势力最盛时，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东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库莫奚，与契丹为邻，西边远达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柔然于北魏天兴五年（402）建国之后，在西方与中亚的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不断战争，在东方则先后与北燕和后秦等相互和亲，赠送马匹，还经过吐谷浑，与南朝的宋、齐、梁通好，在北方则一度成为北魏北面的严重威胁。在时战时和的交流中，柔然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
历史进入6世纪，草原帝国风云变幻，柔然内讧，北魏分裂，而突厥则继之而起。“突厥”意为“最成熟的兴旺之时”，突厥人属于中亚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文字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拼写，它们开创了古代北方民族创造文字之先河，可见其文明程度之高。突厥人有发达的冶铁技术，但以游牧经济为主。公元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了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由于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突厥汗国在整个中亚和东南欧洲的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在西方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关系密切；而在东亚，它又利用北周和北齐之间的矛盾，时而与北周联合，时而又支持北齐，与北方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也成为亚欧大陆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桥梁。
2.通往拜占庭之路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这条蜿蜒漫长的河西古道西通西域各少数民族乃至中亚东欧，东达中国中原王朝，在悠扬而顾忌的驼铃声中，伴着黄沙书写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历史。曹魏继东汉统治西域之后，在汉代原有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以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在到达新疆地区之后，一分为三：南道可以直通大月氏；中道可以抵达安息，就是汉代开辟的北道；而新开辟的北道则从玉门关开始转而向西北，沿天山北麓一直西行，可以到达乌孙、奄蔡、康居等国。
曹魏时期新北道的开辟，打开了中国通向拜占庭的道路。奄蔡北部与黑海北部相接，南部则与罗马帝国控制下的亚美尼亚接壤，因此商队既可以从奄蔡北部渡过黑海到达拜占庭，也可以从奄蔡南部越过高加索山脉与罗马帝国相通。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者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他迁新都至拜占庭，并以其名改称拜占庭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作为新都城，比旧都罗马城更靠近中国，大大缩短了罗马帝国都城与中国之间的距离，方便了双方的交流。
罗马帝国新建都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域各族，各族政权纷纷向西进行沟通联络。东晋王朝更是与拜占庭建立了正式的交往关系，在晋穆帝时拜占庭使者曾到达长江流域，晋哀帝时也派使者前往拜占庭，双方一度建立了丝绸等物品的贸易关系。北魏时期，拜占庭与北方政权的关系也很密切，不仅在北方的草原陆路有频繁的定期贸易，而且南方的海路上，绕过波斯建立了贸易关系。罗马帝国非常喜欢中国的丝绸，但是双方的贸易受到了波斯的阻挠，为此，拜占庭还一度与波斯展开了拉锯战。
波斯作为亚欧丝绸交易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与中国也早已建立了贸易关系。5世纪40年代北魏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则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史籍中有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使臣来北魏的记载。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逐渐传到了于阗、龟兹乃至波斯地区，到5世纪中叶，波斯已经能制造丝绸了。此后不久，拜占庭也学会了养蚕缫丝织绸，成为欧洲第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
交流总是双方的，这一时期频繁的交往中，罗马、波斯等地区的很多技术和特产业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中国，如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等，都是这一时期外域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见证。罗马的玻璃制品也成了中国的畅销货，大江南北都有不少来自罗马的玻璃制品，对中国的玻璃制造业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3.与南亚地区的密切交流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三国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开辟，中国同南亚各国的联系加强了。孙吴时期，曾派遣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康泰和朱应还专门撰述自己的出使经历，分别写出《外国传》和《扶南传》，记叙这些国家的情况。而当时的南亚诸国，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仰慕之情，他们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来。据记载，这时期，扶南遣使来中国就有三十多次。
这时，越南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越南的林邑是中国和西方、南海诸国商使往来常经之路。林邑与南朝也有密切联系。经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老挝；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越南；这些技术很快在南亚诸国推广开来，对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越南的琉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与罗马传来的技术一起，使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佛教在大江南北的广泛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域僧人来中国弘扬佛法，佛教文化的交流一度成为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尤其是在中国与印度的交往中更是如此。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对中国的僧侣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因此双方的僧侣往来达到了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印度等国僧侣来中国传教、译经的有七十多人。中国僧侣到印度等国取经
的近七十人。他们多是学问僧，对中国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其中贡献较大的是中国名僧法显。
法显是东晋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俗姓龚。他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大戒。为求取佛律，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越葱岭，经过今阿富汗到达了印度。他游历了印度各地，到过释迦牟尼诞生地迦维罗卫城（今在尼泊尔境内），在回国途中又到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耶婆提国（今印尼的苏门答腊）。法显西行取经前后经历了14年。回国后，他翻译了带回的大量佛经；又著《佛国记》（或称《法显传》），记述了古代中亚、印度、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他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4.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频繁往来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相接，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交往源远流长。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分为三个国家，北边是高句丽，西边是百济，东边是新罗。这三个国家同中国的南北政权都保持经常性的来往。南朝的宋、梁时期，还应百济的请求，曾把一些佛教经义、儒家文化并僧人、学者和工匠、画师等赠给百济。由于互相往来密切，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以及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语言也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能用汉文写作。与此同时，新罗的一些乐器也传进中国。
三国以后，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逐渐频繁。魏景初二年（238），邪马台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难升米等人来洛阳，此后双方不仅有频繁的官方交流，而且直到西晋时期，民间交流也非常密切。南北朝时期，日本又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与南北方的各个政权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
在当时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流中，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成为主要内容。百济不仅是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基地，而且也是向东边的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桥梁。中国的儒家文化及其经典、佛教以及汉文佛经等都是通过百济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如《论语》、《千字文》、《毛诗》等传统文化经典，在传入之后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汉字还一度成为日本的书写文字，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传播作用。佛教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历史环境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到12世纪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
除了儒家文化和佛教等学术和宗教文化的交流之外，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物质文化交流也非常丰富。早在4世纪下半叶，日本就不断地从朝鲜半岛获得铁矿石和铁制工具、兵器等，通过朝鲜半岛吸收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中国不少纺织工、养蚕和缫丝能手、裁缝师、陶工以及厨师等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技术。雄略天皇时期，日本派人来扬州、南京等地学习了汉民族的纺织技术，对日本的纺织、印染、缝纫技术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南朝梁代著名的雕塑家司马达移居日本后，努力创造佛教艺术，成为日本佛教雕刻艺术的鼻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鞍作派雕塑，其子孙也在日本佛教艺术史上成就非凡，大放异彩。
第六章
多姿多彩的社会风尚
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时间远多于安定统一，时代造就生活、影响生活，一方面，南北文化、生活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形成了迥异的风格；另一方面，南北文化激烈碰撞、交互影响，形成一个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隐逸后的闲情雅趣与沙场上的侠义豪情并存，巾帼须眉英姿飒爽。穿衣、吃饭不仅是为了御寒与果腹，而是身份与地位的标识；褒衣博带，广袖翩翩，南北饮食各有其妙，节令习俗更是多姿多彩……
1.名士与魏晋风度
一提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了解历史的人们在想到动乱的同时，也会想到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门阀士族和等级制度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而名士则是这种时代特征的缩影。这一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乱不安，即便没有沙场上的短兵相接，也有上层统治集团权力之争的森森杀气。这种时代基调与士人的政治困境相结合，无疑使文人染上了一层深沉的悲剧的色彩。
这一时期，许多上层知识分子往往会莫名其妙地遭遇杀身之祸。豪门世族高高在上，寒门庶族唯唯诺诺，宗族血统使他们境遇截然不同。文人知识分子朝不保夕，个人的才学能力不名一文，在极度的悲愤和压抑中，汉代高度集权政治下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堤坝被冲开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了思想的开放、自由和活跃。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张扬个性，放荡不羁，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宣泄不满，争奇斗艳。
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何晏、王弼的哲学思辨，三曹、嵇、阮的文艺自觉，钟、卫、二王的书法创新……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中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以建安七子、正始名流、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表现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典型的文人气质。他们处变不惊、镇静自若，旷达傲世、任率自然，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超入玄心、表里
澄澈，一往情深、天然风流。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7人，以清流自居，常置酒竹林，谈天说地，藐视一切，时人称为“竹林七贤”，是魏晋名士风度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压抑中的宣泄和释放，魏晋名士的思想还是非常矛盾的。他们虽追求隐逸，不谈政治，释放自我，但是却耐不住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文字之间无不流露着对专制主义政权的反抗。他们寄情于山林河川之中，却抱负于文章学问之间，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讥讽中描绘着自己的人生社会理想，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出色的文艺精品。
2.侠义与尚武
动荡的社会无疑会增加人们的不安感，因此人人希望自保。东汉后期以来，国家朝纲混乱，政治昏暗，土地大量兼并，豪强势力膨胀，苛捐杂税沉重，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失去土地和生存能力的农民。他们背井离乡，生存无着，只好铤而走险，先后举行了多次流民起义。此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动乱。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强悍有力者纷纷出而自保。他们有的从自保开始，逐渐成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有的成为保乡护邻、甘当重任的豪杰，有的则干脆铤而走险沦为强盗，使这个时期动荡的社会染上了一层侠义气息。
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一批权贵和豪强地主收编了社会上的流民侠客，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因此羽翼渐丰，开始不受中央政府的制约。这些权贵也是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来的乱世英雄，他们和他们的私人武装一样，身上都闪现着侠客的影子，可以称他们为公族豪侠。如镇压过黄巾军起义，后官至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的朱俊，性情刚直，轻财好义；河内太守王匡，乐善好施，以任侠闻名；董卓性情粗野，尽与羌中豪杰交往。在混战中渐成气候并最后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有侠客气质和任侠的经历。至于像鲁肃、徐庶、典韦、张邈等豪杰，更是不计其数。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侠客的活动更见频繁。
无武不成侠，侠客们或者没有绝世武功，但他们免不了以手脚刀剑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少数民族众多，不仅受其民族剽悍刚猛性格的影响，而且战乱纷繁的社会中，“武”本身就成了一种看家的本领，因此与侠义气质相对应。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尚武的时代，北方地区尤其如此。
儒家虽然不尚武，但他们也讲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时的侠客，或抗击外族入侵，或看不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或劫富济贫、扶贫济弱，总之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因此，这一时期，关于侠义和尚武的文学作品也多了起来，以诗歌歌颂侠义形象和侠客精神成为一种时代的创作。以七步诗闻名的诗人曹植写出了著名的《游侠篇》，栩栩如生地塑造了“狡放过猴猿，勇剽若豹猁”的游侠形象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精神，成为第一次完整地描述边塞游侠形象的文学作品。当时逐渐兴起的志怪小说中，也把游侠作为了重要的题材，大加歌颂赞扬。继南北朝之后，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写就了著名的《侠客行》，把这种侠客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这一名句，成为后世游侠追求的理想。
3.妇女的个性自由
汉末以来，传统道德规范在动荡和战乱中失去了束缚力，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追求人生的快乐、感情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不但男子，妇女也往往逾矩不驯。干宝《晋纪·总论》说，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干宝虽然意在批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风气，说明这个时期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自由的，其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另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南迁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相融合，其民族特色和社会风俗对汉族妇女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游牧民族一方面由于脱离原始社会的时间比较晚，母系氏族的社会风气比较浓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很少受礼法的约束，因此他们在婚姻上“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礼”，生活上也以母亲为重心，仍然存在有母权制的遗风。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些特色被他们带到中原地区后，对汉族女子冲破儒家礼法束缚起到了鼓励和引导作用，尤其是北魏作为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更是影响了一代社会风气。文明太后和灵太后正是这种社会风气中产生的政治人物。她们临朝听政，控制大权，厉行改革，对北魏朝政深有影响。
这种妇女解放的风气也影响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曹魏时期陈留太守夏侯惇在举荐卫臻时，就曾让妇女出席宴会；西晋之际，世族妇女交友盛行，她们结伴而行，招摇过市，嬉笑打骂，毫不顾忌；她们登高游耍，管弦歌乐，游寺逛庙，无所拘束。下层社会妇女虽然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但她们在爱情和婚姻上也是比较开放自由的，她们不以追求爱情为羞，不以离婚改嫁为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在穿衣打扮等方面也是非常讲究的，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就给我们描述了当时一般仕女的风姿。她们体态自然潇洒，清新可人，即无矫揉造作傲气凌人，也不卑微下贱纤弱顺从。当时社会中，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史书中甚至有“怕老婆”的事例记载，甚至有“河北人士，多由内政”的说法。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女才子也不在少数，如大诗人蔡琰、大书法家卫铄，以至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花木兰等，都是这一时期妇女形象的典型代表。
4.南北饮食与褒衣博带
中国疆域辽阔，南北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各地物产也各具特色，因此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俗。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口迁徙频繁，规模庞大，不仅北方人大举南迁，草原少数民族也大规模内迁。所有这些，都使各地的饮食风格和习俗相互交融，既各呈其妙，又互相吸收，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的饮食内容。
魏晋时期鲜明严格的等级观念也表现在饮食上，上层统治者和世族贵族锦衣玉食，饮食以珍稀豪奢为尚，在饮食上下足了功夫。史书记载西晋丞相何曾日食万钱，还口口声声抱怨无处下箸，即没有什么好吃的；世族豪门十分讲究饮食，动辄四方珍异，水陆珍稀，对烹饪方法也非常讲究，甚至把懂不懂吃饭穿衣作为衡量身份品第的标准之一。前秦苻朗（苻坚的侄子）在投奔东晋之后，就因为善于品尝美食而享誉江东。当时的不少豪门大族都是美食专家，在日食万金的同时也细细品味饮食之道，撰写了不少的专门书籍，如何曾的《食疏》、崔浩的《食经叙》等。
作为普通百姓，其日常饮食主要以素食为主。西晋潘岳《闲居赋》记载：“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说明他们平时都是以素食为主，只有过年节时才吃些肉类，可见肉食还是比较稀少的。但是总体上来看，北方肉食多为走兽飞禽类，而南方肉食多为水产，如鱼虾螃蟹等。
从饮食种类上看，这一时期还是比较丰富的。主食主要有麦饭、粟饭、稻米饭以及面饼等。其中麦饭一般在饥荒或者军队中常见，说明它是一种应急的粗粮。粟饭就是小米饭，是当时北方社会比较普遍的主食之一。因为气候条件不同，南方产稻，北方产麦，所以南方主要是稻米，视粟饭为粗粮，北方则以面食为主，粟饭也比较常见。除主食之外，各种羹汤粥煲也比较丰富，南方人尤为擅长。上述饮食专著中有很多关于各种羹汤及其做法的详细记载，如猪蹄酸羹、酸羹、胡羹、胡麻羹、瓠叶羹、鸡羹、笋鸭羹、脍鱼莼、醋菹鹅鸭羹、菰菌鱼羹等五花八门，说明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制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讲究了。在饮品方面，除了传统的茶之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饮各种酪浆的情况比较普遍，这可能是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饮食影响之故。
中国被赞誉为东方礼仪之邦，这是对自古以来各种生活礼节的肯定。魏晋时期社会等级分明，衣服穿戴更成为身份地位的外在象征。穿衣不仅仅是为了御寒防冻，而且也有审美需求和阶层标识。
当时社会对各阶层的穿衣有相当严格的标准化规定。如南朝宋代的法令就说：织成的衣帽、锦帐、纯金银器皿等都是帝王后妃的专用品，即便王公大臣也不得使用；三品以下的官员不得使用珍珠翡翠作为配饰；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绫罗绸缎，佩带金银饰物；八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着罗纨等做成的衣物；骑士百工不得乘犊车，配银饰，鞋的颜色不能用绿、青、白之外的颜色；最下等的奴婢等只能穿青色。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对服饰的规定都是分等级的，因为服饰可以象征身份尊卑，三国两晋南北朝鲜明的等级划分在服饰上就有这些最直观的体现。
在服饰的种类和款式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主要继承了秦汉时代，但是由于受这一时期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也有了一些创新和变化。如帽子作为古代男子重要的服饰组成部分，在秦汉时主要有冕冠、长冠、委貌冠、爵弁、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等，魏晋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品种款式，如白纱帽、乌纱帽，笼冠、合欢帽等。其中白纱帽只有皇帝能戴，乌纱帽则是士庶官员戴的。
在魏晋玄学风气的影响下，穿衣风格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文人大多穿大袖宽衫，虽然式样比较质朴，但却毫无约束之感，所谓“褒衣博带，广袖翩翩”。在色彩上也崇尚清新淡雅，以素为主，非常符合当时的隐逸气质。这一时期女子服饰也盛行宽衣大袖，裙摆依依，而且受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影响，服饰的细节装饰比较精细，服装式样也由上长下短变成了“上俭下丰”，总体上体现出一个自由放达的时代特征。
5.节令习俗
节令习俗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和组成部分，中国人过节的习俗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各个不同的节日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意蕴。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节令习俗也是各有其时代特色的。古代的节令概念与我们今天的“节日”是有区别的。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古代的传统节令都是与岁时节气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有“四时”“八节”之称。在不同的季节和节气，人们举行不同的仪式和庆祝活动，每年周而复始，长期以来就将这些活动固定在某一天，从而形成了固定的传统节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节日种类已经比较多，内容也非常丰富。
元日为阴历正月初一，所以又称为“元正”“正旦”。元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年此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欢庆活动。皇宫朝廷以元日朝会为主，在元日之前，朝廷事先要在端门外为王公大臣们准备好简易座位，并在宫殿前准备好乐队。群臣到齐后，宫廷的庆祝活动也就开始了。其时管弦齐奏，瑟鼓齐鸣，皇帝放下了昔日的威严，和蔼地接受百官伏拜。之后大家依次进酒祝贺，然后群臣开宴畅饮。正月初一这一天，民间以家族为单位举行类似的活动。人们闻鸡鸣起身，男女老幼穿戴一新，以辈分和年龄为序一次次拜贺，然后一起饮椒柏酒和桃汤，但是饮酒的次序则是先幼后长，取新年贺新人，寄希望之意。“爆竹声声辞旧岁”，燃放爆竹、燃草的习俗在这个时期也已经非常兴盛了，响亮的爆竹声不仅渲染了民间节日的喜庆气氛，也希望借此驱走恶魔，整岁平安幸福。
正月初七被称为“人日”，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魏晋时人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如果说元日为一元复始，那么人日就是生活的万象更新了，专门为人自己独设一个节日，同样是图个吉利，讨个欢心。
正月是一年中节日最多的月份，人日过后不久，正月十五又到来了，不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正月十五还没有形成现代元宵节赏花灯的习俗，而是一些祠门祭户、祭蚕神、迎紫姑等迎神祭鬼之类的活动。此外正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人们泛舟临水、洗衣驱邪的日子，只不过后世游山玩水的意味更加浓烈了而已。
除了正月的活动之外，一年四季其他的主要节日还有三月三，这是把以前的上巳节固定在了农历三月初三，也是一个流水清清、祓灾驱邪的节日。但是受魏晋南北朝玄学和老庄隐逸思想的影响，人们多利用大好春光放情山水，登山畅怀，也是另外一番景象。此外，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也有赛龙舟、吃粽子等传统习俗；七月初七“七夕节”，白天曝晒衣物和书籍、晚上“守夜”期待牛郎织女约会，是一个浪漫的节日；九月九日重阳节，秋高气爽、登高望远，也是较为隆重的节日；年复一年，岁复一岁，年终的除夕节作为“岁暮”“岁除”，人们纷纷除旧布新、驱邪避厉，准备丰盛的菜肴，迎接新的一年，祈祷新一年的平安健康，因而充满了祥和之情。